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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 鵩鸟赋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解题】
  本文是贾谊谪居长沙时所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况。”文中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鵩鸟,李善注引晋灼曰:“《巴蜀异物志》曰:有鸟小如鸡,体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鵩,不能远飞,行不出域。’”今天俗名猫头鹰。长沙古俗,认为鵩是不祥之鸟,至人家,主人死。

【相关资料】
  乌鸦与鵩鸟
  ——一段中外文学交流史话
  程章灿 《中华读书报》 
  吴宓曾经说过,如果要把拜伦比作李白,把弥尔顿比作杜甫,把华滋华斯比作陶渊明和白居易,那么,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便可以比作李贺。“坡氏之文与诗,具有仙才,亦多鬼气。”他作这种
  比较显然有他的理由,至于每一个比较是不是都确定不移,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就爱伦·坡来说,他一生坎坷、性情高度敏感、他的诗画面阴郁,乃至他最终不幸早逝,凡此种种,与中唐诗坛彗星李贺都有可比性。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爱伦·坡跟其他中国作家也有可比性,比如汉代作家贾谊。
  不可否认,《乌鸦》(The Raven)是爱伦·坡诗歌的代表作,这篇美国诗歌史上的名作在美国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诗中主人公正处在因失去至爱亲人莲娜(Lenore)而悲伤抑郁之时,一只乌鸦飞来造访,主客相对,展开一段心灵的倾诉和对人生哀乐的探究。吴宓曾经借用中国传统诗学术语,称这首诗是一篇“悼亡诗”。事实上,作者其时并无丧偶之事,他在其名作《文章原理》(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曾自述此诗创作缘起及其构撰过程,也可以确证诗中所写情景人事,都是出于虚构,也借用中国古典文论术语来说,这首诗是“为文而造情”。而且,它在结构上用的是赋家惯用的“假设问对”的手法。这就难怪后人将其与贾谊《鵩鸟赋》相提并论,比并而观。
  事情开始于1901年。美国传教士、曾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来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偶然读到贾谊的《鵩鸟赋》,发现其与《乌鸦》一诗颇多相似之处,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北华评论》(North China Review)。他显然对这篇贾谊赋很感兴趣,不仅把它翻成英语,多年以后,还作了一些修订,收入他的《中国传说与诗歌》(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Shanghai,1912)一书中。根据他的对比,这两篇作品的类似之处共有如下七条:作者抑郁而濒于绝望的心境;求助于书籍以自我排遣;鸟来作客姿态傲慢;鸟的到来被认为是凶兆;向鸟诉说以求对人生之谜的解答;鸟的回答忧郁感伤;作者结合自家身世以理解鸟的回答。
  汉代贾谊仕途失意,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任职三年,有鵩鸟飞入其屋,自感不祥,因作《鵩鸟赋》以寄意抒怀。这篇赋不仅是贾谊赋的代表作,也是汉代骚体赋的典型例证。《乌鸦》和《鵩鸟赋》,一中一美,一英一汉,相隔两千年,却如此巧合,让丁韪良感到十分意外。他甚至说,如果贾谊活在19世纪,或者爱伦·坡能够阅读中文,那么,人们简直可以怀疑,两篇作品是否存在某种“抄袭”关系。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鉴于其类同关系,丁韪良在其文章标题中干脆把《鵩鸟赋》称作一篇“中文版的《乌鸦》”(A Chinese“Raven”)。就是丁韪良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A.Giles)刚刚出版他自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在这种情境中,丁韪良的文章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翟理斯的文学史中只有两处提到贾谊(第54,97页),并没有具体涉及贾谊任何一篇作品,第97页提到贾谊的生卒年,又错定其生年为BC.199而不是BC.200,这些显然都是应该补充或纠正的。丁韪良的论文,准确标注了贾谊的生年,虽然只翻译了《鵩鸟赋》的序和开头一段,毕竟是直接处理具体作品文本,与翟理斯文学史所提供的有限的贾谊知识相比,丁韪良无疑推进了一步。不过,严格说来,且不说以今天的标准,即使以20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丁韪良的翻译也显得很不严谨,将译文与原文简单对照,就会发现其毛病,误解原意,甚至加入原文没有的文句,并不在少数。
  这引起了翟理斯的不满和批评。他在1915年出版的《汉学杂录》(又称《[山翟]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Series II,No.1,Shanghai:Kelly & Walsh,1915)中,专门写了一篇《中文版的爱伦坡〈乌鸦〉》(Poes Raven——in China),针对丁说提出不同看法,同时也顺带更正了自己旧作中对贾谊生年的错定。翟理斯此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批评丁韪良翻译之疏误,二是指出其实这两篇作品并不像丁氏所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两点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证明这两篇作品的类同,丁韪良除了列举上述七条证据,还别出心裁,在翻译中特意采用了近于《乌鸦》的诗体。凡是读过爱伦·坡这篇名作的人,都会对诗的形式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这首诗一共18节,每节六行,每节末所押韵字,皆以more结尾,包括evermore,nothingmore,nevermore,其中乌鸦发言的六节,更是统一以nevermore收结。为了强化声韵效果,作者不仅一韵到底,还在行间运用词句的复沓重叠,达到音韵谐美的效果。这种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丁韪良所翻译的《鵩鸟赋》片断,一共分为8节,每节5行,每节末所押韵字,皆以ay结尾,而鵩鸟两次叹息,都以“Well-a-day”结尾;同时,还尽量利用密集的韵脚,强化音韵的谐和。读过《鵩鸟赋》的人也都会知道,此赋并没有这样的分节,更没有如此的韵式,英译本的这种形式特点完全是丁韪良创造出来,或者说是强加上去的,是他为了进一步突出两篇作品的类同而“削足适履”地制造出来的。这就难怪翟理斯批评丁韪良译文与原作相去太远。抛开这些外形特征不讲,对比局部细节,也可以发现两篇作品的诸多不同。翟理斯强调,实际上,这两篇作品的类同有限的很,即开篇部分的一个不幸的人和一只不祥的飞鸟,仅此而已,无足为重。如果有心发掘,那么,中西诗歌中这一类的例子正多得是,不足为奇。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两个西方人不约而同都称贾谊的赋为“中文版的《鸟鸦》”,换句话说,他们是站在英语文学的立场上,来重新“命名”贾谊的这篇名作。若干年后,当一个中国人开始翻译《乌鸦》之时,他则以汉语文学为基点,来重新“命名”爱伦·坡的这篇名作。这恰好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站在本国文学的立场上,在异国文学中发现了与本国作品的类同。
  1925年9月,《学衡》第45期上发表了顾谦吉对爱伦·坡《乌鸦》的汉译,题为“阿伦波《鵩鸟吟》”。编者吴宓为这篇译诗写了一段编者识语,识语中包括了本文开篇所引述的那一段文字。不管顾谦吉在翻译此诗前是否读过丁韪良和翟理斯的文章,他将《乌鸦》译作《鵩鸟吟》,已经表明他确认了爱伦·坡和贾谊作品的类同。换句话说,美国人丁韪良(英国人翟理斯在这一点上是有保留的)和中国人顾谦吉,先后注意到这两篇作品的类同,虽是偶然巧合,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顾谦吉的译文,一共18节,每节6句,只有第一节大概因为汉语无法容纳原文的意思,故拉长为8句。大多数句子是七言或八言,句中皆以“兮”字绾接,是相当纯粹的骚体赋格式。译作在形式上保存了原诗形式整齐的特点,能够较多体现了原诗音韵谐美的优长。然而,爱伦·坡写的毕竟是诗,不是赋,于是,译者特意在译题中用“吟”而不用“赋”字,寓有区分之微意。赋之为体,本来即界于诗文之间,骚赋之体又较一般赋更近于诗;汉代以后的骚赋作品,大多数固然仍以赋命名,也有一些则以“吟”、“引”“操”之类名篇。要之,顾译在形貌上已具有明显的骚赋特点,使得《鵩鸟吟》在视觉上和听觉上都更逼肖《鵩鸟赋》。其实,在我看来,《乌鸦》诗假设问对,铺陈幽怀,其题即译作《鵩鸟赋》也无不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坊间流行的似乎是曹明伦的白话文译本,而早年的这个文言译本则少有人提起了。
  在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固然注意追寻对方的异,以获取新奇的刺激,但同时也热衷于求同,以获得相互印证和认同。在求同的大势之下,某些具有类同特征的文化资源及文学文本,更容易引起另一方的注意和共鸣。《鵩鸟赋》和《乌鸦》就是一例。《鵩鸟赋》可能是最早被英美汉学家注意并译为英文的赋作之一,而其中的重要机缘,则是它与《乌鸦》的类同,不管这种类同有多少,是表面(貌)的,还是内心(心)的,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人们总是乐意投注自身的关注和热情。1959年,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Hightower)发表论文《贾谊〈鵩鸟赋〉》,对这篇作品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Chia YisO wl Fu’,Asia Major 8,December 1959,125-30)。1971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滋生(BrutonWaston)在其翻译的《汉魏六朝赋选》(Chinese rhyme-prose;poems in the fu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1971)中翻译了这篇《鵩鸟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延续了丁韪良、翟理斯所开创的这个汉学研究传统,续写了这一段中外文学交流的史话。

【艺术特点】
  (1)《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显然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
  (2)《鵩鸟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
  (3)《鵩鸟赋》的语言因以表达哲理为主,所以显得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