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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书籍售价

  不过,我们可以从市场上的实际贩卖价格来看,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数据,如《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师俭堂谨依京版重刻”,封面上则题:“是刻系张太史家珍,本堂币请重梓,仍加校雠,宋体楷刻,无一差讹,每部冗价纹银参钱正,买者请认师俭堂的板。”《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杨氏归仁斋梓,封面题:“每部实价纹银三两”,此书凡三十册,则每册约值一钱。又安正堂梓《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书前牌子题:“万历辛亥岁(三十九,公元1611年)孟夏月重新整补,好纸版,每部价壹两整。”杭城李衙刊万历刻本《月露音》牌记标注“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以上书籍都非小说一类,其市场价格与小说是否不同,还需更多的资料比对,但是从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封神演义》标注“每部定价纹银贰两”,以及金阊龚绍山梓行的《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封面上记明:“每部纹银一两”,则二书既非士子科举的参考书籍,也非家家必备的《万宝全书》等日常实用书籍[45],只能算是消遣性的书刊,然而动辄一至二两银钱,若换算物价,已足以供给五口之家饭食泡菜约个把月的生活费用了,那么,书价怎算得是便宜?倒是有关投资报酬利润约有几成?售价是否随时调整变动?以及传统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折扣惯例,在此倒是不见明文记载,无法详细讨论与确证。

  参、书坊在市场上的经营手法

  通常书坊主人在投资制造了一套模具后,不必等待刻版全部付刻完成,即可开始刷印,生产书籍,然后推销于市场上,这种流水式的接力作业,可说是赶工生产最常见的模式;甚至不必等待完成打眼装订的最后手续,而推到市场发售的情形也不乏实例,如Dr. Soren Edgren演讲中例举的《地方志》即可能是其中一例。这种急于变现,尽快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则是投资者为求绩效的不变法则。因此,在绩效压力下促成书坊的经营手法颇值得注意,这里仅就几个方面来谈:

  一、以老字招牌和重金收购作信用及礼聘名家为号召

  这是出于对消费读者群的宣誓,保证自家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如《楚辞集解》一书,其封面即刻有唐少村小影半身像,头戴斗笠,手执书册,上栏有“先知我名,现见吾影,委办诸书,专选善本。”这是一种让人睹影而知其书品的保证行为,有如今日作者之附相片于书的外封面或内封里。又如《卜居秘髓图解》一书的封面也有“都门叶近山币购,以寿诸梓。”这是向消费大众保证自己刊刻的书籍不是一文不值的廉价品。似此情形,目前可以看到最早广告应是汪谅所刻的《文选》,其题识云:

  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面,今将所刻古书目录

  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这种说明自家的地址和书肆贩卖的书目,无非是打着广告招徕读者的惠顾。尤其小说的消费读者既是广大群众,属于通俗读物,其竞争当更加激烈,因此像《万锦情林》一书的封面,上题横书‘双峰堂余文台梓行’,左行直题‘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右下直题‘一汇钟情丽集’、‘一汇三妙全传’、‘一汇刘生觅莲’、‘一汇三奇传’、‘一汇情义表节’、‘一汇天缘奇遇’、‘一汇传奇全集’等共七行,中下栏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中绣余文台本人影相安坐图,前置书案,旁侍两童,内题‘三台馆’匾额及‘成化门’店址,每卷首二行署‘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卷六底叶有‘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冬余文台绣梓’牌记。这么周全而详实的广告标记和质量保证,诚不多见。至于《封神演义》在其封面的识语中也说:“此集乃某先生考订批评秘册,余不惜重赀,购求锓行。”而一般的讲史小说往往以“按鉴”编辑,标榜内容有其史实根据,并非全是胡扯杜撰。有的则用区域地理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京本”作号召;有的则在“按鉴”本上,加上了辅助阅读的“全像”图版。如果从招牌字号来说,明标“本衙藏板”、“鼎锲注释”,则是以信用可靠的官府刻书代表产品的质量[46][47],以区别福建一地生产劣质的麻沙版印书。[48]至于以“新刻增异”、“残本新刻”、“增广”、“新刊出像音注”、“重言重意”、“诸儒批点”、“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等之冠加于书名上面,无非说明内容或形式上加了一些工夫,使产品的质量提高,争取读者的青睐购买而已。有的则是虚有其表,欺骗读者的恶劣手段。盖小说既然沦落于文化市场上,成为商品经济中的一环,其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自然沾染市场上的种种商业习气,而有过度夸张的宣传。似此情形非止一端,若加细分,可以分成如下几种内容的广告噱头:

  (一).真本遗文︰证明本书不是杜撰或乡壁虚造,而是正史逸传中的另外一章,只有本家独有,别无分号,如《隋史遗文》即取名于此,用以吸引读者的注意。[49]还有以“残本新刻”作号召,说明此书别无他号。

  (二).珍本好书︰说明该书是珍贵的本子或特好的书籍,用于向读者推荐。有冠以才子之书而自居者,好向消费群众号召值得一读,如第一到第七才子书,各有专属书籍,《水浒传》即被题作“第五才子书”。又如前面提到的《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的封面,不只说明师俭堂依京版重刻,还说该书原系来自张太史家的珍藏本,在花钱买到后请人重新刊行,又加校雠,用宋体字楷刻,无一差讹,特请买者认明。

  (三).增广新刻:通常在落后别家发行的情况下,为了吸引读者再次的购买,只好说明本书内容不同于往昔;或者为了争胜别家的产品,只好表扬自己增加了详实的内容,证明与它家产品不同,甚至在内容意义方面也有所别异。或者以新刻印刷,版面效果的良好条件,冠于书名之上,凡是在原书名上加上“新刻增异”、“增广”、“重言重意”等名称者,不外如此。

  (四).大户编辑︰为了向消费群众推介新出版产品质量的优良可靠,必需委请有学问的知名文人为书肆从事小说的编辑工作,以表示质量的可靠性,绝对不是出于名不见经传的三家村学究所作的那种断烂朝报式的篇章可以比拟,所以明朝中叶以后,凡是有名的文人或通俗作家,往往会被强拉挂名于书中,如袁中郎、锺伯敬、李卓吾等都是他们藉以号召的知名人物。至于大户编辑者如余邵鱼、余象斗等是也。当然其中也不乏雇请专业编辑者从事,如余象斗的三台馆刊《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序中就曾提到:

  昔大木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乃综核宋事,汇为一书,名曰《南北宋两传演义》,事取其真,辞取其明,以便士民观览,其用力亦勤矣。

  此外,邓禹模更是余家聘请的主要责任编辑。然而大部分文士只是未经挂名者同意或假托已死的人,作为欺骗读者的一种经营手法及噱头。

  (五).名家评点︰自归有光评点《史记》,李卓吾、金圣叹等人评点《水浒》、《西厢》,评点通俗小说者蔚然成风,于是有的书肆不惜重金礼聘名家评点,分析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与语言情趣等等,增加读本的鉴赏性与指点读者的阅读门径;有的则是翻刻前人评点的作品,如以名家评点之《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镌杨升庵批评隋唐两朝志传》、致和堂刊本《新镌陈眉公批点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新镌玉茗堂批评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等等,都是他们藉以宣传的重要评点人物。[50]有的是以“诸儒批点”含混其词,或者加上“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至于任意挂上评点人名者,也大有人在,如:玉茗堂(汤显祖)、徐文长、锺惺、陈继儒、李卓吾等人,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后,往往“查无证据,事出有因。”[51]直让大家为之气结,浪费读者不少的时间和金钱。

  (六).读法加注︰有的书肆在小说文本之前加了部份导读性的文字,告诉读者如何鉴赏该书,使消费群众容易解读入门,免得“雾煞煞”一片,摸不着头绪。[52]还有冠以“鼎锲注释”者,除了证明出自于宫中的图书外,另加注音或解释,用以帮助识字不多的读者,鼓起勇气购买,不要举步不前。

  (七).序跋题词︰书肆最简单易行的方式是请了一些名公巨卿在该书前后写篇序跋,或填写一些诗词,推荐这部书籍,或介绍相关内容。有的只是泛泛之言,无关紧要;有些还是针对相关情节内容或特定人物给予认真品评推介,甚至趁机会发表议论,提出他对小说的理想和高卓见识。[53]

  (八).插画︰由于中国古代教育没有今日的普及,因此文本阅读不免有些障碍;而表达社会复杂万象又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文本,其记号系统诚非三、五百字的日常生活用语即可驾驭,因此如何帮助广大消费群众理解该书的内容,必有其适当的阅读辅助工具。从唐宋讲唱话本以来,讲唱者除了用声音情感、动作表情等身势语作辅助,以使听众容易理解之外,还有兼用醒木、乐器等道具者。一般最常见的方式即是加挂画图,作为辅助说明。随着从说书秀场转入案头文本后,讲说者成为作者,面对讲者的听众一变为面对文本的读者,说话底本则成为案头阅读的文本,这种说写角色的转换使叙述的重心点异位,于是加挂画图,看图说故事的优良传统也因而再度被转化运用,成为小说文本的插图,使文字叙述的间接想象和抽象思维,透过图画和直接的视觉,更能如实具体的呈现在消费群众的眼前,增加读者的知性理解。这些插图有的只是针对其中的人物、场景氛围给予造型图绘,但是明代刊刻的一些小说常见上栏是图,下栏则为文字,图文内容两相映照,一一算计版面,拈出重点给予精细的图绘与刊刻,不但可以看出文字和图画两种不同艺术专业的结合与合作,同时也可以看出编刊者的苦心,甚至上栏之图有时如戏剧舞台上的表演,颇似今日连环漫画之前身,昔时舞台艺术的直接呈现。[54]如余象斗刊刻的几种小说:《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等书,都附有“全像”。尤其《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更云:“《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篇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廿余卷,一划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似此这类“全像按鉴”或“新刊出像音注”,或者将评释、图及序跋、文本等,集于一书,或以三节板的汇刊形式出现者,无疑都是为了大小通吃,既可吸引知识分子的购买,同时也能得到识字不多的通俗读者所青睐的宣传手段。

  二、以降低生产成本方式搏取利润:

  市场上的经营常常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廉”,独家经营,避免竞争,这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一旦遇到竞争对手,首先采用的手段是采取低廉的价格,牺牲暂时性的利润,先把对手淘汰,逼出市场之外,然后取得独占市场的优势,往后再把先前亏蚀的成本和应得的利润逐一回补。如果不可能把对手逼出市场,则只有设法压低生产成本,才能保有竞争优势和合理的投资报酬率。《石林燕语》即说:“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种采用便宜的原木材料以及节省工时容易刊刻的松软枣木,正是书肆制造版模时唯一选择的经营策略,也因如此,造成粗制滥造、校对不精的麻沙版充斥于南北市场,说明了当日有些书肆,为了生存,只有采用低成本的廉价品,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五杂俎》即云:

  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

  [55]

  建阳麻沙版以亚热带生长快速的枣木作刊刻材料,出发点纯粹为了射利,不是供作藏诸名山的传世作品。除了采用廉价的材质外,另一种方式是湿薄的木板节省成本,因此又被批评:“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56]雕版如此,印刷的纸张也好不到哪里,《经集会通》也有这样的评语:“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57]可见闽版脆薄,不耐久存而裂缩,使板上文字逐渐失真,印刷效果自然不好;加以印刷纸张幅式短窄,纸色黧黑,刻工滥恶,校对不精,又多舛讹,油墨又差,一无是处,这是天下公论。然而话说回来,其成本最低,最具竞争力,也是最适合通俗消费品的印行,而非专印传之久远的名山经典。

  另外一种节省成本的方式是缩小版面,每叶字数增加,减少纸张的用料,产品的成本价格自然降低,也是投资者的经营策略,更是后期翻刻小说的版面特征。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商业营销的策略运用,使后来出版的书肆能够存活,取得双方共享市场。事实上,这种缩小版面的情形有时连官府也看不过去,不得不以行政命令给予纠正,如福建提刑按察司给建宁府牒文云:

  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

  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

  古之类,、、、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

  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

  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追

  版割毁,绝不轻贷。[58]

  福建出版的十行本五经四书旧称善本,藏书家争相购藏,然而崇化、麻沙书肆林立的结果,有限市场在过度自由竞争的压力下,为了生存,才有节省工时,简化校勘,以求速刊速印,尽快收回成本,取得利润等种种脱轨的行为发生,不似其它各地出版业者容易取得自然独占,所以《老学庵笔记》总结各地产品后,作了如下的批评:

  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干为金,坤又

  为金,何邪?[59]

  据此看来,从宋迄明,福建书坊向来如此,说明了适度的竞争对于消费群众有福;不合理的过度竞争,将使书坊在有限的文化市场上产生排挤效应。尤其文化市场终非民生必需品,自有内外特殊的消费条件,也因如此,只要购买一部,便终身受用,更可传之子孙,借于他人,或于小说店中租赁:不似民生必备东西,天天需用,餐餐必食。所以《经集会通》就曾批评当日各地的书品与价格说:

  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 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60]

  以多取胜这是闽中书肆特色,大量生产,成本自然降低;但是品管未臻极致,论精还是吴地书坊见长,而价值也就高人一等了,两者之间似乎各有其诉求的消费群众,层级不同,各有独占市场,也就容易取得相互共存。然而福建一地书坊距离太近,互相竞争的结果,只让书坊及消费群众落得双输的局面,古今皆然。

  三、抓住流行风潮以迎合读者口味

  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还是来自秀场的旧日经验,藉用读者“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的心理动机,吊人胃口,吸引读者欲知的追求。当一本小说畅销时,随即出现续编,如《金瓶梅》出刊之后,一时盛行,丁耀亢即开始写作《续金瓶梅》,理由是不满意书中的西门庆等角色淫秽处处,坏事做绝,死后的因果报应不够爽快明确,因此只好假名教让它再次回阳,历经一番现世报,用以警惕世人;可是伪托吴梅村《二续金瓶梅》的《隔帘花影》,或者删节本《金屋梦》,或署名讷音居士编辑的《三续金瓶梅》,何曾满意过丁氏的这本续书,毕竟情色满纸的小说书刊,正中一般人食色性也的原始本性,此所以《思无邪汇宝》[61]之流或艳情丛书诸作,彼彼皆是,无非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口味,它还是有一定的消费市场。

  再者,一本新书出版后畅销,大家为了争取商场利润,竞相投入生产。也有的书坊打铁趁热,抓住流行风潮,纷纷的仿冒和推出情节大同小异的新书,如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通行了,于是历代讲史演义体诸书《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梁武帝西来演义》、《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说唐演义全传》、《瓦岗寨演义全传》、《说唐演义后传》、《残唐五代史演义》、《杨家将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演义体小说,往往抓住这股流行风潮,在读者记忆犹新的时候,趁机会推出同一类型而内容稍有小异的作品,以满足一些喜好此道的读者心理。有时是用“新”字冠于书名上,试加翻案,以别旧作,并与旧作存有争胜互别苗头的意味,如《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臣英烈传》、《新刻出像玉鼎列国志》、《新编皇明通俗演义》、《新镌东西晋演义》、《新列国志》等不同历史背景的小说被推出来了,理由无非如此。有的则假借来自上都京城等文化水平较高的首善地区,标榜文化水平高超,如《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传》、杨氏清白堂刻本《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西清堂詹秀闽藏版《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等,都是借此推出新作。更有的则以续书型态出现,补阙前书之未备,如《三国志演义》之后则有《后三国石珠演义》;而《忠义水浒传》之后则有《荡寇志》[62]、《水浒后传》等,或用“全本”称之者,如《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等书名皆是。无论所持何等理由,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满足各阶层读者的胃口,体会消费主权,才有“顾客至上”的表现。

  四、避开政治的干扰:

  中国小说戏曲历代禁毁之情况,已有专书辑录,而其遭到禁毁原因多端,或因淫秽,或带毁谤,或者荼毒民心等理由,不一而足。明代虽然没有前后两朝禁制之严,但是以政治干预小说,不信任消费读者的鉴别能力,不寻市场机制的运作模式,而以上级的主观来指导消费,没有太大的不同。汤文正公抚吴告谕就说:

  为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学术。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

  表章纪术,罢黜邪说,斯道如日中天。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

  种无品无学、希图茍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

  污人耳目;绣像镂板,极巧穷工,游佚无行与年少志趣未定之人,血

  气淫荡,淫邪之念日日、、、、合行严禁。仰书坊人等知悉:除十三

  经、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外,如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经书

  之书,及理学、经济、文集、语录,未经刊板或板籍毁失者,照依原

  式另行翻刻,不得听信狂妄后生轻易增删,致失古人著述意旨。今当

  修明正学之时,此等书出,远近购之者众,其行广而且久。、、、若

  仍前编刻淫辞小说戏曲,坏乱人心,伤败风俗者,许人据实出,首将

  书板立行焚毁。其编次者、刊刻者、发卖者,一并重责,枷号通衢,

  仍追原工价,勒限另刻古书一部,完日发落。[63]

  也因如此,对于纯粹营利的书商而言,大可不必冒犯大不諟的罪名,使投资企业产生风险,因此,只好避开政治上的无谓干扰,把《水浒传》袁无涯刻本题名作《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有了“忠义”之名便可躲过禁制一劫。有的在已遭禁制之后,另改书名以避抄检者,如《后水浒传》之改名《荡寇志》便是。这种现象和清朝期间《红楼梦》因被打印上暗讽满人的小报告,而遭到禁制,只好改作《大观园琐录》、《金玉缘》等书名和新面目行世的情况如出一辙。凡此,都是出版业者着眼于市场上的商业利益,或者希望投下的资金不要落得血本无归所作的避险动作。

  五、买一送二的强迫推销及跳楼大甩卖:

  这是将多种名著或小说合编为一,以供读者多了一重选择的营销策略,也是买一送二的牺牲拍卖方式,如崇祯年间雄飞馆将《三国》、《水浒》合刻于同一版面的上下栏,而以《英雄谱》名之,上层为《水浒》,半页十七行,行十四字;下层为《三国》,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二字,购书者只要买得一部书,实际上等同于买到两部名著。不过这种做法也让喜爱《三国》者,不得不兼买《水浒》;需求《水浒》者,又不得不买回《三国》,多少带有强迫中奖的意味。[64]有的直将几种小说合编为一书,不是为了强行推销,而是希望适应不同观众的多重口味,好让消费群众能够多一点自由选择的机会,随兴阅读自己喜爱的篇章,明代的话本小说集,如《六十家小说》、《三言》、《三刻》等书,多少都有这种编辑目的。更复杂的情况当然属于那些小说类书,从《说郛》、《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钟情丽集》等书,各式各样的内容尽集于一书之内,不但收录了小说的篇章,连酒令、歌谣、笑话等非小说的内容也编辑入列,有如万事不求人的《万宝全书》,这是考虑到消费群众的多重需求和方便所作的调整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视作今日小说杂志的前身。[65]可惜我们无从考订它们的售价,如果是附送的性质,则如中国新闻报纸特有的副刊,直让消费大众觉得买东西还附赠品,然而站在商家的立场,这是牺牲跳楼大甩卖。

  肆、恶质性的营销策略

  毛晋汲古阁刻书号称有明一代翘楚,藏书亦甚精富,然而并没有在自己所刊刻的书籍上老老实实呈现,殊为可惜。叶氏著作的《书林清话》曾经如此的批评说:

  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略举黄、顾、陈、段诸家所纠,则其刻书之功,非独不能掩过,而且流传谬种,贻误后人。[66]

  事实上,这非叶氏一人之见,孙从添《藏书纪要》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竟有大谬不然者、、、、”又说:“毛氏所刻甚多,好者仅数种。”[67]刻书名家既然如此,其余各家更难要求了。这是有明一代的刻书风气,也是市场竞争下一种非道德性的营销策略和商业行为,既不愿增加投资成本,也不甘心承担投资风险,只想一味的从中赚取暴利,于是投资策略和营销手段便偏离了商业道德的准则,如今特将其情况述说如下:

  一、媚世通俗的劣质化仿作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思潮,形成一各时代的新风尚。一旦有先知先觉、思想比较敏锐的作家说出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往往就被世人引为如获我心的知己,产生震撼当代人心或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而致洛阳纸贵,一时风靡。这样的结果不但成就了作家的知名度,也使书肆大赚其钱。可是“没有三天的好光景”不只是今日商业现象,回溯明代的百业和书肆也是如此,毕竟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是哪里有钱赚人就往哪里跑,商机人人都想把握。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书肆抓住这股流行风潮,东施效颦,仿作一些劣质化的作品,既无十载增删的辛苦构思,也无五度批阅的慎重态度,直是抄袭,改头换面,使饶舌式的同性质小说一一出笼,直到陈腔滥调,市场饱和,人心思变而拒买,商家没钱可赚而后已。[68]如《金瓶梅》一出,固有其糟粕,却难掩其精华,后来的《续金瓶梅》还可一读,然而《三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则读之令人憎厌矣,况是如《载花船》、《七美图》、《八美图》、《杏花天》、《桃花艳》、《闹花丛》、《灯草和尚》、《痴婆子》、《醉春风》、《怡情阵》、《两交欢》、《一片情》、《同枕眠》、《同拜月》、《皮布袋》、《弁而钗》等诸多之作,纯以糟粕取悦于低俗的读者,迎合人类食色性也的动物本能,有失文化人的本质与对社会当尽的义务。

  二、专门仿冒名牌盗取智慧财产权: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认为人类的智慧乃上天赐予的公器,理所当然要为大家服务,因此对智慧财产权及专利权的保护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在《金瓶梅》问世之前,勿论话本小说,抑是章回,很多来自民间原有的口头流传,何人原创?何人加工?几乎难以考索。若是知名的作者,往往只是后来居上在别人已有的努力成果下,收编缀集,整理加工而已。[69]究其根柢,实非完全出于作家自己虚构原创的心血,所以抄来抄去,也没人出来抗议。何况当日小说之地位不像今日的崇高,作者躲之唯恐不及,何敢公开站出来承认该书是由自己创作[70],为自己争取著作权益,于是造成海盗板的普遍存在。此等情古往今来,中外皆然,非独中国所特有。最不名誉者莫过于利用尸积余气,仿冒名牌,篡改原书,还把自己的名字冠于新刊本上,并大作广告,大声疾呼自己出版的才是真正的原书,藉以欺骗消费群众。或者假借名公巨卿以及大作手的名器,号称该书经过李卓吾等名家的评点[71],事实只是三家村学究的涂鸦而已。

  再者,从一些书籍的题记,也可约略看出当日出版界翻版盗印的猖獗,使一些书坊不得不以半恐吓的口气明注在版木封面或牌记上。如《皇明文隽》八卷卷末题:“师俭堂萧少渠依京板刻”,封面题“师俭堂萧少渠领绣”,又朱记云:“陈衙发锓《皇明文隽》、、、敢有翻刻必究。”而其另刻的《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附释义二卷、蒲东诗一卷、钱塘梦一卷》扉页内题:“内仿古今名人图书,翻印必究。”凡此,在在说明了师俭堂的主人特别注意自己的权益,反映了当时苦心经营者是如何畏惧不良的盗版风气。又如《汤若士批点李卓吾全书》则加上:“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天启年间仁和即奎金刻的《风俗通义》也署明:“本衙鸠工绣梓,翻刻千里必究。”崇祯年间顾氏刊本《鸡肋集》则题:“千里必究。”等大同小异的文字,彼彼皆是,若像陈衙发锓的《皇明文集》,直接挑明:“敢有翻刻必究。”则已颇具威胁的口吻。甚至在本版书籍被盗印后,也有直上官府打官司的,如李渔为了《无声戏》,特地上金陵告发。似此盗版情形可说是全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而以闽地尤甚,明郎瑛就以“货利为计”一语道破说:

  印版,《笔谈》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柳玼〈训序〉又云:“阅印版小学书,则印版非始于五代矣。意其唐十不过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经后始盛,宋则群集皆有也。然版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讹。故宋时试策,以为井卦何以无缘,正为闽书落刻,传为笑柄。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呜呼!秦火焚而六经不全,势也。今为利而使古书不全,为斯文者宁不奏立一职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学官,或当道于闽者,深晓而惩之可也。[72]

  福建因为书坊发达,业者竞争激烈,往往不择手段,盗印别家图书,专以货利考虑,而出现类似诈欺读者的手法,所以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的《前唐十二家诗》在封面页上署明:“闽城琅嬛斋板,坊间不许重刻。”至于刻书大户余象斗也在自己出刊的《八仙传》〈引〉文内说:

  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

  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天一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余氏在此说明自己纵使出刊与别人内容相同的书籍,无论如何的抄袭,或者重刻金陵等书板,也必在形式上稍作加工,绝对不照他人原来样式,以免招徕‘践人辙迹,逐人尘后’之讥讪。可是却有一些不用心的书肆,专袭别人余唾,美工上并未稍尽心力;还有一类无耻射利之辈及非本地的浪棍,仗着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的侥幸心理,翻刻自己的心血结晶,直让他伤痛淌血。最可恶的是离开自家书肆而出去自立门户的佣雇工人,暗中学得书肆内一招半式的产业技术和商业机密,居然跟自己打起擂台竞争,直让自己恨得牙痒痒的徒呼奈何!从《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三十五卷余氏自白云:

  坊间诸书杂刻,然多沿袭旧套,采其一,去其十;弃其精,取其粗。

  本堂近得此书,名为《万用正宗》者,分门定类,俱载全备,展卷阅

  之,诸用了然。

  似乎说明其刻必比别人完善,然而在第卷十六的牌记却题云:“万历新岁谷旦乔山堂刘少岗绣”,是因收购别人的版片?还是盗版的残痕,看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其实这也不只福建书坊如此,其它地方的文化市场也没两样,如《智囊》就称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常郡书林何敬塘所梓行的《皇明三元考》(至万历四十六年止1618)即云:“张衙藏板,不许翻刻。”浙江一地依然如此,如了一道人良甫(王征)梓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封面页题云:“武林李衙藏板,翻刻必究。”及“严少萱发行。”杭州横秋阁本《鬼谷子》也题署:“虎林嘉树里张衙发行,翻刻千里必究。”张氏的白雪斋新刊《吴骚合编》也刻署了:“虎林张府藏板,翻刻千里必究。”等字样,在在说明从南到北,书商的盗版风气极为猖獗。民间如此,官方也是一样,如明刻本的《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其牌记上说:“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简直是用立法的方式来禁制盗版的行为。

  三、删节原本杂奏成篇

  有些情况是在别家出版以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于是每将其它书店已出版的原书给予删节,只存故事的情节梗概,减少刻工和纸墨印料。如《水浒传》历经六百余年之流传刊印,在版本上留下不少问题,不但有繁本、简本之分,繁本中又有简本,简本系统中也有繁本,其错综复杂情况,马幼援等《水浒》专家已多所证明,至今却还无法说清全般的谜样,那么当日的消费读者又从何加以分辨。有的则是杂凑一些篇章文字,看似加长故事的情节,却是又臭又长[73],直让消费大众误认这些多出来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全本小说,甚至在原本上增加一些内容或性质不太搭调的篇章,增添另类的文字。如《说郛》、《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稗海大观》等小说类书的编辑方式尽皆如此。就以《万锦情林》一书的数据来源而论,可以看出它是《国色天香》的选编本,传奇文部份共选了〈钟情丽集〉、〈张于湖记〉、〈白生三妙传〉、〈觅莲传记〉、〈浙湖三奇传〉数篇,杂类也是出自书中的〈戛玉奇音〉、〈山房日录〉、〈快睹争先〉、〈台阁金声〉、〈搜奇览胜〉、〈士民藻鉴〉、〈珠渊玉圆〉等门类篇目,形成这书的主体部份。然后增入《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中的几篇传奇文和《辍耕录》中的杂类,以及一小撮时事与《艳异篇》的部份篇章,成就六卷本的全部内容,若论其实,只是抄撮别人的东西,混合成书。当然也有可能取录于已经存有的《风流十传》,但既与《国色天香》诸门类如此近似,显然非它书所能取代。可是余氏编辑时,完全删去《国色天香》各类所冠篇名,似有故意隐瞒读者之嫌,不无可议。因此,对于原材料的任意增删改写可说是明代编书和刻书的特有风气,也是通俗作品之常态。耐人寻味的是余氏在盗袭原书内容后,还故意附加评语,作为自己加工的模样,如《万锦情林》内以下数则:

  〈奚奴温酒〉末附余仰止先生评曰:

  吁!彼女流贱隶耳,一事精至,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士君

  子之学,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当然之极者,视彼

  有间矣!

  〈归妇吟〉附余仰止先生评曰:

  固虽刘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矣!

  〈夫妇同棺〉余仰止先生评曰:

  春儿生长寒微,不闲礼节,尚知夫妇大义如此,顾世之名门巨族,动以

  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煎于中者,岂不为春儿万世

  之罪人也与!

  〈虎祸〉也有余仰止先生评曰:

  当颠沛患难之际,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险矣!天道

  果梦梦耶?

  乍看之下,以上数则直似余仰止先生的评语,然而那是《辍耕录》各篇篇末原来已经存在的文字,余氏仅作语气的连续而窃据原文,作成自己加工过的模样,以别于取用之书,似此一流的书商,也非少数几个。另有假托官府刊刻而题“本衙藏版”者,或“书贾移他书进表,置之卷端,欲以官书取重。”[74]更有编印者搞不清楚状况,而在一书里头前后矛盾的现象,如《绣像后唐全传》为封面原题,目录却讹作《新刻增异说唐后传》,正文又作《增异说唐秘本后传》,一书三名,何是何非,恐怕书肆本身都无法判别;至于英德堂刊《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志传》,也仅刊了南宋部份,这岂非挂羊头,卖狗肉,欺骗读者的行为。更有颠倒时代,窜入无关内容者,如建邑书林杨氏清江堂刻的《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二十七卷,商辂撰,书内题:“后学庐陵刘友益书法”、“后学新安汪克宽考异”、“后学慈湖王幼学集览”、“后学建安冯智舒质实”、“建邑书林杨氏清江堂新刊”,明明成书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的东西,却将在商辂之前据朱子《通鉴纲目》所作的作品拦入,其不合理处不辨自明。[75]尤其前面引述明郎瑛谈到闽地书商专以“货利为计”,破坏行规,凡遇各省所刻好书价高,便自行翻刻,卷数目录完全相同,篇中却多所减去又不明说,使一部止半部之成本,这等行为直是不道德的商业手段。

  伍、书肆的倒闭与结束营业

  文化市场或知识经济与一般的经济市场稍有不同,就内部而言,文化思潮往往左右了文化的消费型态与消费风气;从读者的消费心理来看,一种熟滥而失去刺激的产品,总难引起读者的购买欲望,这种喜新厌旧的习气可是古今读者的通病。因此,文化产品如果不适当的调整,发行多了之后,不但会使读者产生不良的消化与反胃,也促使有限的文化市场发生了排挤效应和滞销行为,若从文化产品所具的外部特性,只要购买一部书籍,终其一生便没理由再另购第二部。没闲没钱的时候,也可暂时不买,没有迫切性,甚至也可以到小说租赁店及亲朋好友处借阅。不像其它民生急需品,今天消费,明天还是需要消费,而且是常态性的必需消费,不能假贷。也因这些特殊因素,使文化市场在同一作品或同一类型的作品,在产量过剩的时候,以及竞争过份激烈的情况下,小额资本的出版商得不到经营利润时,又不堪长期亏损,于是不得不退出市场,结束营业,而把生产模具盘点转售于同业。例如汲古阁可是有明一代的刻书大户,其所刻《丹渊集》四十卷,原为吴建先剞劂,至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虽梓而不能印行,渐入蠹鱼之腹,毛晋遂挈而归,理其残缺,重新授梓,才能广传于世。[76]可是自己生产的版片,在其子孙接手之后,也流散四处,郑德茂曾有〈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一文给予说明。[77]另有书坊名称虽然不同,却并存于一书的情况,如:《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酉阳硅古奇编》、《医学正传》八卷、《大明一统治》九十卷、《新刊全相二十四尊得罗汉传》、《陈先生选释国语辩奇旁训评林》二卷、《新刊明医秘传济世奇方万疴必愈》十一卷、《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二卷、《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二百三十六卷、《新刊正文对音捷要琴谱真传》六卷、《新刊古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八卷、《新刻癸丑科翰林馆课》四卷、《国朝名公翰藻超奇》十四卷、《新栔郑孩如先生精选史记旁训句解》八卷、《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昭代典则》二十八卷、《全像海刚峰居官公案传》四卷、《新刻校古本历史大方通鉴》二十一卷首一卷、《郑南皋集选》七卷、《清睡阁快书》十种十五卷、《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九十一节、《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儒门事亲》十五卷、《幼科全书》十四卷、《伤寒六书》六卷、《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等书,都存有两家书坊名号,在在说明这些书的版木前后历经二家以上,有过转手贩卖的行为,才补刻或挂上另一家书坊名号。[78]这种书肆盛衰的情况,尤以金陵、建阳两地发生最为常见,如余氏双峰堂、周曰校万卷楼、唐氏富春堂、新安无勉学等转售之例甚多。凡此,都是书籍版木转售的明证,小说之例更多。例外的是因为旧版模糊,一些资金雄厚的书肆重新集资刊印新本,而把旧版贱卖,余氏刊刻之书偶有此等情况,则在力保商业信用,似此行为又不能同日而语了。

  陆、结论

  本篇只是从出版市场的经营和消费型态上探讨问题的初始阶段,也是拙着《从商品经济看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中的一个小章节,试图就文学现象赋予不同以往的诠释角度,在资料收集上颇不容易;对于产品的种种研究,目前也正处在详细的统计分析阶段,希望能以量化数据的模式用来说明文学或小说市场上的诸多问题。然而勿论如何,要了解掌握有明一代的总体经济与个体经济间的关系后,才有可能把明代出版业这一个体经济体影响到文学上的诸多问题给予正确的厘清和评估,也是本文有待扩充以及加深之处。至于纯就出版业之个体经济而言,目前存在的部分史料及图书能否十足反映当时的出版文化和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多大的把握,主要是世界公私立图书馆及个人的藏书没有充分的反映在图书纪录上,一般纪录的不过是作者和书名,并非针对我们需要而编录,纵使有些图书经过部分专家学者的检视纪录,也不过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再者,书籍藏地遍天下,在无法集中一处对勘比较之下,难免仅窥一隅,而想作整体论述,困难

  度不言而喻。况此等图书,目前皆已列入善本图书,检阅时困难重重,费时费力又费钱,这才是学者遇到的最大困难。因此,在这所知有限的材料上进行推敲论述,所得出的结论难免还有不足的地方或错误之处。只能就手上已经掌握的材料论述,却已经可以约略看出当日的书肆虽然不似今天出版事业体的庞大规模,仍然能够充份说明书坊已有小型资本手工业的经济规模型态,且在市场上展现了企业特有的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若持与今日所知见的大型企业相比,已无多大的差异,只在规模上的大小和现代化的进程与否而已。

  后记:

  本篇论文完成于三年前,其后多方阅读,须待补苴数据甚多,尤其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刊登于1996年6月《国家图书馆馆刊》第1期第101~118页,提及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等珍贵史料,都是第一手的见闻,可供参考论述者不少。陈学文亦有〈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一文载于1998年《浙江学刊》第6期,提及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用《湖录》中的文字,记录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等村落,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这等极为珍贵记载,应当改写入文。至于潘建国 〈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一文,刊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国学研究》第七卷第421~446页,也有部分可资参考之处。又王佩琴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特质与发展倾向:从印刷出版的技术与市场谈起〉一文,载于《书目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三期第17~31页,对于大木康及矶部彰教授之大作在书价的见解上,存有质疑。凡此数文,应该重加摄取,改写或增入旧作之中,然因已经最后一校,为求不再更动太多的版面,且还不至于影响本文之论述,只好略记如上,暂作补述。

  《元佑秘阁续法帖》云:“元佑五年庚午四月,秘省乞以淳化阁帖所未刊前代遗墨入石,有旨从之。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毕工,历时十一年,费缗钱一十五万乃成。”

  沈 津 〈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国家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民国85年06月 第101~118页

  ■104页清朱彝尊《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

  ■106页《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明苏浚辑,明万历四十年(1612)熊冲宇种德堂刻本,十册。扉页刻“锓紫溪苏先生标题纲鉴纪要。种德堂。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字佚去)下。今紫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备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云。命本堂楷书精梓,一字无讹,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请认种德堂为记。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曰”。

  ■106页《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明苏浚辑,明万历四十年(1612)熊冲宇种德堂刻本,十册。扉页刻“锓紫溪苏先生标题纲鉴纪要。种德堂。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字佚去)下。今紫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备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云。命本堂楷书精梓,一字无讹,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请认种德堂为记。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曰”。

  ■107页四川省图书馆藏《新刊玉堂周易本义》四卷附总图筮议卦名一卷,明万历张闽岳新贤堂刻本。其书扉页刊“玄赏易经本,本堂四书五经悉经校雠再四,与坊刻鲁鱼亥豕者径庭,海内应多玄赏焉。新贤堂张闽岳识。”

  ■107页又上海图书馆藏《新刻御颁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卷首一卷,明舒化等辑,明末建邑余象斗双峰堂刻本。其扉页刊“坊间杂刻明律,然多沿袭旧例,有琐言而无招拟,有招拟而无告判。读律者病之。本堂近锓此书,遵依新例,上有招拟,中有音释,下有判告、琐言,井井有条,凿凿有据者了然。买者可认三台为记。双峰堂余文台识。”

  ■107页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锲旁注事类捷录》十五卷,明邓志谟撰,明书林余彰德萃庆堂刻本。扉页刊“书史亦浩瀚矣,不索其要领而读之,譬之理丝者无绪,棼焉乱也。又譬之涉远者无指南,多歧途也。兹编穷古今天地民物而总之,名曰事类捷录。披却导窽,有庖丁之技,走线穿珠,夺天孙之巧。繁而能约,简而能工,诚后学晬盘,举业快捷方式也。买者幸具只眼。萃庆堂识。”

  ■107页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萃庆堂刻《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十卷,也为邓志谟辑。扉页告白曰:“古人之事,法戒存焉,观兴备焉,讵云灾木,第坊间刻者,非略而不详,则混而失序,博览君子,兴嗟不便久之。迩闻许先生首编故事白眉,分门别类,搜罗无遗,藏为家珍。余走币求锓,以公四方,愿明公共鉴。萃庆堂余泗泉谨白。”

  ■107页 《文选》之目录后有广告云:“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古今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翻刻司马迁正义注解史记一部;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翻刻黄鹤注杜诗一部;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翻刻解注唐音一部;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翻刻五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俱宋元版。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重刻诗对押韵一部;重刻孝经注疏一部,俱古版”。末题“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一行。

  ■107页 明万历四十年(1612)书林安正堂刘双松所刻《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十八卷(藏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书即为刘双松元人所辑。每类一图,颇精。扉页刻“全补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兹书本堂原有编科,已有大行。近因二刻板朦,不便命工绣梓,乃恳双松刘君删旧补新,摘粹拔尤,海内识者,靡不称羡。迩来,嗜利棍徒,假票溷卖,翻刻不备,不惟观者无益,且令用者有误。于是,三刻真本,中刻名真万宝全书,票用双松印记,买者查有姓号,方不误认。谨白。书林安正堂刘双松重梓。”

  末又有荷盖莲座牌记,刻“万宝全书一册,本堂已经编刻,大行天下,近因板朦,仍恳名家删繁补新,命工重梓。命阅是书,匪惟令观者醒心,亦且大有裨于便用耳。本堂因被棍徒翻刻删削,不便假票包封,真伪难明,于是中刻真万宝全书,名前缀用葫芦书为记,海内君子宜留心鉴焉。大明万历岁次壬子孟冬之吉,书林安正堂刘氏双松谨启。”

  ■107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二部《食物本草》,在广告制作上各有特点。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世庆堂刻本《食物本草》七卷日用本莫三卷的扉页上,刻“镌王宇泰合订东垣食物本草,斯集乃内府秘书,本坊近觅真本,复恳翰林王宇泰先生,严加参订校雠,犁正鲁鱼亥豕,以便士庶知饮食调养法门,口却病延年之秘诀,识者辨之。世庆堂梓行。”

  ■108页 明末南城翁少麓刻本《食物本草》二十二卷首一卷,扉页上刻“镌救荒食物本草纲目,内附急救蛊毒良方。是集乃济世鸿书,厚生急务,实李濒湖先生参补东垣旧辑也。搜罗品物,数倍前编,撷览见闻,诠详后
【吉吉】。录形象以别真赝,着出产以明优劣,精图绘以救凶荒,尽烹调以备制度,立类分门,题纲注目,诚有裨日用,无忝编摩。鉴者宜从饮食之恒,知尊性命之正云。南城翁少麓梓行”。

  ■108页 明末清初的贯华堂,曾刻有不少小说、戏曲,著名的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五卷等。其《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八卷,笔者曾见有扉页云:“沈旭轮先生云,古人远游者归,必以彼中土产珍奇之物饷其亲昵,如俞安期见槟榔树、陆平原遥铜雀台,辄皆以不得相致为恨也。今巷有人从苏州来,而不惠我虎丘茶一罐、圣叹书一部,我真不能无憾于尔也。苏州文起堂识。”

  ■108页 崇祯间翁少麓所刻的《卜筮全书》十四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扉页刻“卜筮全书,阐易斋删补。是书旧本烦溷无绪,深为学者之病。今本坊敦礼百愚先生(按即姚际隆),删其俚谬,益以珠玑,自启蒙而达玄奥,颇得升堂入室之阶梯。海内百家,谅能剖决。南城翁少麓梓行。”

  ■109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锲王氏密传叔和图注释义脉诀评林快捷方式统宗》八卷,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书林刘朝管安正堂刻本,除扉页外,又刻有十三名医图,“计伏羲皇帝、神农炎帝、轩辕黄帝、天师歧伯、太乙雷公、神圣王扁鹊、医圣张仲景、国医王叔和、皇甫仕安、报璞子葛洪、良医华陀生、真人孙思邈、药王俞慈藏。”

  ■109页 武林徐象橒(字孟雅)曼山馆也为万历间名肆,其刻《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姚文蔚序云:“象橒为吾亡友徐三雅子,其言曰士之子堂为士,不肖以贫故营什一,鬻书为业,庶几,往来皆士人耳。焦先生(竑)怜而欲振之,每出秘藏以资匮乏。杀青斯竟,载之兼两,白拈乌攫,无可奈何。而焦先生施不倦也。复惠此编使流通,以继荆川先生之志。”

  ■109页 明景泰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莫刻“差到处州府青田县前急递铺内,见此经发心,请回家侍奉。于丁亥年十二月五日果生一男,有此灵验法,通同妻连氏一娘,今用净财刊板印施,次冀万保,合人口遇诸事吉昌如意者。”

  又有莲座荷盖牌记云:“大明国京都顺天府大兴县靖恭坊居,佛信官孔祥、室人纪氏妙德,于正统十三年五月内,因病患不安,吾申(神)保佑,恭对三宝前,同发诚心,印施‘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用保平安吉祥如意者。景泰元年七月日散施。”

  ■109页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陶恩刻本《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一卷,末刻荷盖莲座牌记,“内织染局佥书官弟子陶恩奉佛,因为本官御马监掌印太监陈宪偶遭缧绁之中,弟子谨发虔心印造《高王观世音经》一千卷,保佑本官早得解脱此难,永保平安。嘉靖岁次丙寅仲春吉日施。”牌记外又刻“东四焊楼北边灵床胡同沈家印行。”

  ■110页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云:“在明本中,连只标定价的也不多见。仅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封神演义》(万历)标明‘每部定价纹银贰两’。安正堂梓《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万历三十九年),标明‘好纸板,每部价银壹两正’。可见建本比苏本便宜,故销路较广。杭城李衙刊发《月露音》,‘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110页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六〈钱谷部、地丁搭钱〉云:“地下钱粮,七分征银,三分搭钱,原为流通国宝起见,制钱十文,作纹银一钱。”

  ■110页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李贤、万安等纂修。明万历十六年(1588)杨氏归仁斋本。此书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共十六册。其扉页刻《大明一统志。御制新颁。刘双松重梓》。并钤有“□□□安正堂松记”印,及“每部实价纹银参两”木记。

  ■111页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共三十七册。其扉页刻“宪台校正官板古今事文类聚大全。安正堂刘元初重梓”。另有荷盖莲座牌记,刊“万历岁次丁未季冬月书林安正堂刘双松梓”。及“每部实价纹银参两”木记。

  ■111页 晚清叶德辉《书林清话》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刘氏安正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价银一两整

  ■111页 明黄凤池辑《黄氏画谱》八种八卷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万历天启间集雅斋、清绘斋刻本,扉页题:“新镌五言唐诗画谱,集雅斋藏板”并镌:“每部实价纹银伍钱”木记。

  ■111页 艾思仁提及哈佛大学塞克勒美术馆藏《新镌五言唐诗画谱》及《新镌梅竹兰菊四谱》“每部定价纹银五钱”

  ■111页 明末清初萧云所绘《离骚图》,收入民国复印件《喜咏轩丛书》,扉页刊:“枣板绣梓,刷印无多,今包刻价,壹钱五分。纸选精洁者,每部贰钱柒分五厘。用上品墨屑,并刷工食费柒分五厘,共纹银五钱。今发兑每部壹两,为不二价也。装订外增贰钱。书林汤复识。”

  ■111页 艾思仁观海楼书斋藏明末清音馆据万历四十年本翻刻《诗余画谱》不分卷,扉页刻“清音馆藏板”,“每部纹银捌钱”。

  ■111页 明张学礼等辑《考古正文印薮》五卷,万历十七年(1589)刻钤印本,扉页有“墨刷朱砂印,上白供单纸,宋笺壳衣,责力绫套,每部价银壹两贰钱”。又刻“历观先代诸家印谱,及我皇名诸世家所藏古印,惟武陵顾氏为犹富。隆庆辛未间,作谱廿册传之。原印仅千余方,名曰‘集古印谱’,亦一时奇观也。旋即增为七千有奇,未加校择,翻为木刻,更名‘印薮’,海内始有鱼目混珠之叹矣。今予兹选,皆目及秦汉真文合于六义者,勒之铜石,印于月楮,与好古者共之。万历己丑春仲中和道人识。”

  ■112页 明来行学辑《宣和集古印史八卷、秦玺考一卷》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刻钤印本,美国会图书馆藏,扉页云:“宝印斋监制宣和印史,夹连四,棉纸墨刷,珊瑚朱砂,衣责力绫套,藏经笺面。定价官印一套,纹银一两五钱;私印二套,纹银三两。绝无模糊、剞邪、破损,敢悬都门,自方吕览。恐有赝本,用汉配双印印记,慧眼辨之。来行学颜叔识。”

  ■112页

  潘建国 〈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国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第七卷 第421~446页

  ■422页。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三十家书肆名称。

  声遥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郑氏带草堂、李氏同陛阁、曾氏宗圣堂、李氏圣经糖、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郑氏宏文堂、徐氏英华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云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华堂、李氏先月楼、周氏宝名堂、周氏瑞锦堂、韦氏鉴古堂、周氏焕文堂、陶氏五柳居、刘氏延庆堂、李氏博古堂。

  ■422页。民国元年(1911),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书肆三十一家。

  石氏光文楼、曹氏文宝堂、徐氏宝文斋、饶氏善成堂、刘氏大文糖、二酉堂(旧)、聚星堂(旧)、张氏宝华、张氏修文堂、韩氏翰文斋、谭氏正文斋、李氏宝名摘、杨氏勤有堂、崔氏书业堂、丁氏肄雅堂、常氏萃文堂、马氏文琳堂、魏氏益文堂、李氏酉山堂、刘氏会经堂、魏氏文贵堂、李氏宝森堂、李氏文华堂、吴氏宝珍斋、魏氏宝经堂、乔氏同雅堂、阎氏同好堂、王氏三槐堂、乔氏同立堂、刘氏聚珍堂(原名天绘阁)、某氏宝书堂。缪

  ■422页。1914年,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附录》

  赵氏弘远堂、黄氏修文堂、孔氏晋华书局、张氏文益书局、丁氏有益堂、丁氏容录堂、刘氏松筠阁、马氏槐荫山房、楼氏文盛堂、张氏孔群社、魏氏文友堂、直隶书局、程氏弘道堂、陈氏来熏阁、崔氏维古山房、郭氏文雅堂、殷氏保古斋、张氏同古堂、岳氏修本堂、刘氏会文堂、刘氏九经堂、崔氏鸿宝阁、丁氏文英阁、郭氏鉴古堂、于氏述古堂、胡氏玉生堂、赵氏文焕堂、丁氏敬业堂。

  ■424页。晚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吴门书坊之盛衰》,考得干嘉时期吴门书肆24家:

  胥门经义斋(胡立群)、庙门五柳居(陶延学)、山搪萃古斋(钱景凯)、郡城学余堂、玄庙观前学山堂、墨林居、玄庙观东闵师德堂、府东敏求堂、臬署前玉照堂、文瑞堂、臬辕西中有堂、醋坊桥崇善堂、郡东王府基周姓墨古堂、阊门横街留
【田井】堂、阊门书业堂、阊门文秀堂、金阊门外桐泾桥头芸芬堂、紫阳阁朱秀成书坊、葑门大观局、遗经堂、酉山堂、本立堂、王府基高姓书摊、胡苇洲书肆。

  ■425页。《吴县为重渐书业公所兴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挠碑》(1874),载《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

  供奉梓潼帝君,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思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冢等项事宜。

  ■425页。阿英《苏州书市》(1938),记载苏州书市的分布情况:

  苏州书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为旧书肆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家滨,为小书摊。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闾邱坊巷,亦各有一二家,最为著名者有以下16家:

  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来晋阁、大华书店。

  ■427页。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湖录》,转引自陈学文《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

  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

  ■431页。

  上海较为大型的书店亦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如总店设在上海福州路棋盘街口的中华书局,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隶(石家庄)、张家口、奉天、吉林、长春、绥化、济南、东昌、烟台、太原、开封、郑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温州、兰州、南昌、安庆、长沙、衡州、常德、沙市、汉口、武昌、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汕头、桂林、梧州、云南、贵阳、刑台、新加坡等42处设立分局。

  总馆设于上海棋盘街中市的商务印书馆,亦分别在京师、天津、奉天、龙江、太原、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泸州、汉口、长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广州、潮州、芜湖等20处设立分馆。

  ■432页。

  日本蓬左文阁藏《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扉页有四行小字云:《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

  ■433页。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外省书友来苏兑换者,先将捆单交崇德书院司月查明,如有应禁书籍,即行交局销毁。

  大新板每块一百文,大旧板每块七十文,片头新板每块八十文,片新板每块六十文,旧板每块五十文,滩头小片每片二十文,唱本板每板三十文,书本照批价洋银对扣,倘有模糊不全者,照数减半,抄本每十页五文,每页以四百字为准。

  ■438页。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称:

  民国五年(1916),上海有古书流通处之创设,主人为海盐陈立炎,颇有阅历,初出书目,但无订价,仍以讨价还价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凡同行或熟人及图书馆向购可打九折,门市则无折扣。

  ■438页。陈乃干《上海书林梦忆录》:

  自中国书店目录标明定价后,力求与外埠主顾通信交易,嗣后来青阁、抱经堂等继起仿效,渐次造成通信交易之习惯。

  ■438页。抱经堂老板朱遂翔称:

  杭州出书目最早者,为余之抱经堂书局,开始即逐步标明售价,以示毋欺。

  数年后营业蒸蒸日上。

  各同业以利之所在,亦皆纷出书目,从事竞争。

  在上海方面,以“蟫隐庐及中国书店所出之书目为最好,且最完备,每年出一次,日本人购者为多。富晋书舍及来青阁等书店亦先后继起,发刊书目;而彼时之北京书目,都不凯南寄,因定价较高,恐南来购书受其影响也。自此以后,南北书店皆有书目,亦皆有定价,其价格率互相参考而订定之。”

  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载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中华书局,1959。

  潘建国 〈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文学评论》2001年 第6期 第86~94页

  ◆86页。

  启事注明:“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日本内阁文库藏《翠娱阁行笈必携》陆云龙序后,亦有一则征文启事,文云:“一征玉堂诰敕,一征经世奏议,一征大匠诗文,一征名公启礼,一征名贤行实,一征宇内异闻。惠我者邮掷武林花市峥霄馆陆君翼家下。”

  ◆86页

  王重民先生谓“此风气不之始于何时,清初李渔、吕留良、张潮皆用此方法征稿。”

  ◆86页

  《小说林》第七期(1907年11月),载有著名小说家包天笑之“天笑启事”,声称,“鄙人近欲调查近三年来遗闻轶事,为《碧血幕》之材料,海内外同志,如能贶我异闻者,当以该书单行本及鄙人撰译各种小说相赠,开列条件如下:一关于政治外交者,一关于商学实业界者,一关于各种党派者,一关于优伶妓女者,一关于侦探家及剧盗巨奸者,其它凡近来有名人物之历史及各地风俗等等,巨细无遗,精粗并蓄,倘蒙赐书,请寄上海棋盘街小说林转交可也。”

  ◆87页

  光绪丁丑(1877)十月十七日,署名“寓泸远客”者,在《申报》登载广告“《有图求说》出售”,文云:

  兹有精细画图十幅,钉成一册,名曰《有图求说》,托《申报》馆代售,每册收回工价钱三十文。但图中之人名、地名以及事实,皆未深悉,尚祈海内才人,照图编成小说一部,约五万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缮成清本,由《申报》馆转交。择其文理尤佳者一卷,愿送润笔洋二十元,次卷送洋十元,便即装印成书出卖,余卷仍发还作者,决不有误,惟望赐教为幸。

  ◆87页

  《申报》特地为它配发了题为《书请撰小说后》的评论:

  近来稗官小说几乎汗牛充栋,然文人同此心、同此笔而所撰之书各不相同,实足以开拓心胸,为消闲之之一助。但所阅诸小说,其卷首或有图,或无图,从未专有图而无说者。兹见本报后寓泸远客所登之请撰小说告白,似即征诗征文之遗意,文人雅士于酒后睡余,大可借此消遣工夫,行见奇情壮采奔赴腕下,而诸同人又得击节欣赏矣。

  ◆87页

  至十二月十五日期满时,竟止有一人应征。“寓泸远客”被迫于十二月十六日《申报》登载“《有图求说》宽期”的广告,称“前报《有图求说》一事,本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将所来之卷择其佳者,评定甲乙,即付酬金。兹因期限已至而所收之作,不过安闲先生一卷而已,无从比较,难定优劣”,“无奈宽期,拟于来年正月底为止,望远近诸君,如有所作,可届期速交,无再耽延,如过期交者,则弗收矣”云云。此后,征文的期限一再放宽,直到光绪戊寅四月二十一日(1878年5月22日),“寓泸远客”方才公布结果,该日《申报》载有:“《有图求说》取列”的启事:

  启者,前所请撰之小说,今仅收到安闲先生与蓬山居士两卷而已,俱未见甚佳,皆难刊印,惟依原白强分甲乙,以安闲先生为一,酬洋二十圆,蓬山居士居二,酬洋十圆,准于本月二十二日三点钟,在《申报》馆面交,届期莫误。此后,如有能撰得更加而合刊印者,亦许酬谢,特此谨白。

  本次征文前后历时半年多,却只收到两篇征文,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了事。

  ◆87页

  “寓泸远客”或即《申报》馆老板英国人美查,也未可知。

  ◆87页

  第二次小说征文,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1895年5月25日),《申报》登载“求着时新小说启”,文云: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之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雅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着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知。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明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姓名,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此则征文启事,后又登载于《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册(1895年6月)、《中西教会报》复刊第七册(1895年7月),除少数文字略有差异外,余皆相同。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本次征文乃“由傅蓝雅发起、《万国公报》推出”、“‘以小说启蒙’最早也是由在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提倡的”云云,实误!该征文启事最早刊载于《申报》,时间要比《万国公报》早了半个多月。

  ◆87页

  傅蓝雅,英国传教士,曾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上海格致书院董事,独立编辑出版《格致汇编》,并开办西学书店“格致书室”,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卓著。《申报》、《万国公报》均为当时著名的报刊,此则征文启事,因之产生了十分广泛、强烈的影响,应征情况,亦颇令人满意,至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861月13日),共收到小说一百六十二部,因为“作者过多”,举办者将原定的获奖人数从七名扩增到二十名,“皆酬润资”,傅蓝雅在该日《申报》登载启事,“时新小说出案”,公布了这二十位获奖名单,虽然其具体身份、所作小说篇目内容,今已难详知,但是,作为小说征文的早期得奖作者,他们的姓名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

  茶阳居士五十元,詹万云三十元,李锺生二十元,青莲后人十六元,鸣皋氏十四元,望国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晋修七元,刘忠毅、杨味西各六元,张润源、■甘老人各五元,殷履亨、倜侬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罗懋兴各二元,瘦梅词人、陈义珍各一元半。

  若将第一、第二次小说征文略作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两者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背后,乃隐含着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脉络:

  其一社会反应相去悬殊。第一次征文,仅两人应征,第二次征文则猛增到一百六十二人,由此数字可知,中国文人、中国社会对小说文体的兴趣在短短十八年(1877至1895)中,有了何等惊人的变化。

  其二,第一次征文的两名应征者“安闲先生”与“蓬山居士”,使用的都是化名,其风格亦和传统明清小说的作者名号十分一致。但第二次征文则不同,仅从现知的二十名获奖者来看,署真名者为十人,占总数的一半;其中的不少名字,诸如“望国新”、“格致散人”、“杨味西”、“醒世人”等,均带有颇为浓烈的晚清时代气息。事实上,署真名还是署化名,,它不仅仅关乎作者署名习惯的问题,其背后体现着小说社会地位的升降起落。

  其三,两次征文的动机和目标,皆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第一次征文,虽然“寓泸远客”未曾在启事中细说要求,但从《申报》所配发的时评,我们不难看出,他所征求的小说,其内容追求“奇情壮采”,其作用乃是供人“酒后睡余”消遣,可谓未脱传统小说的故事模式及价值取向;二第二次小说征文的举办者,则在广告内明确表示,所求小说为“时新小说”,其内容以反应中华三积弊、提出革新妙法为主,反对求奇求怪,落入俗套,其目的是通过撰写、传播,“新趣小说”,达到除弊兴国的宏图。

  傅蓝雅举办的小说征文活动以及她在启事中提倡的新小说观念,对晚清小说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有个研究者甚至将其视为“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征文活动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实践。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傅蓝雅将应征作品出版的数据,但是,至少有《醒世新编》(195)、《新辑熙朝快史》(1895)、《招隐居传奇》(1896)、《通商原委演义》(1897)等四部作品,乃“是在征文启事的启示下创作的”,它们清楚、有力地表明了此种影响的具体存在,其中尤以詹熙的《醒世新编》小说,最为明显,光绪丁酉(1897)詹熙《自序》称:“英国儒士傅蓝雅谓:‘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一、时文;二、鸦片;三、女子缠足。’欲人着为小说,俾阅者易于解说,广为劝戒。余大为感动,遂于二礼拜中,成此一书”,“书成,藏诸行箧三年”,则《醒世新编》当创作于1895年征文启事发表后不久。

  小说叙述了浙东巨族魏隐仁一家的兴衰故事,作者象征性地给魏家四个儿子,安排了四种不同的生活与命运:长子静如,嗜毒成瘾;次子华如,热中时文;三子水如,迷恋缠足妇人;四子月如,未染三弊,出国留学,学习洋务,振兴家业,。通过相互的对比映衬,鲜明地揭露了鸦片、时文、缠足的种种罪恶。有意思的是,小说第二十九回,詹熙还借书中人物之手,撰写了一篇〈革时弊以策富强〉,从理论上再次阐明了三时弊的社会危害性。可以说,《醒世新编》,乃是一部不折不扣地按照傅蓝雅征文启事之要求而编撰的“时新小说”,可惜詹熙不知何故没有应征,否则,一定会使傅蓝雅感到欣喜万分,头等奖励自亦非他莫属。

  ◆89页

  梁氏写于1897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文,其中论及说部书有云:“今宜专用俚语,广着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进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之后,严复、夏尊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1897)、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邱炜爰〈小说与民智关系〉(190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等文,反复阐述了小说对于增长民智、革新社会的巨大作用。

  ◆89页

  《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卷(1896年3月),《中西教会报》复刊第十五册(1896年3月),曾同时刊载了傅蓝雅的《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其文较《申报》为详,据此可以看到不少该次征文的具体情况:

  本馆前出告白,求着时新小说,以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为主,立案演说,穿插成编,仿诸章回小说,前后贯连,意在刊行问世,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二十六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或演案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尚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已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式论。然既蒙诸君俯允所请,惠我嘉章,足见盛情,有辅劝善之至意,若过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选体格颇精雅者七卷,仍照前议,酬以润资,余卷可取者尚多,若尽弃置,有辜诸君心血,余心亦觉难安,故于定格之外,复添取十有三名,共加赠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谅我焉。

  ◆90页

  1、《新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民丛报》第十九号刊登“新小说社征文启”,此文后又刊载于梁启超主编《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题作《本社征文启》:

  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新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着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名流杰作,绍介于世。谨布征文例及酬润榜如下:

  第一类 章回小说在十数回以上者及传奇曲本在十数出以上者

  自着本 甲等 每千字酬金 四元

  乙等 同上 三元

  丙等 同上 二元

  丁等 同上 一元五角

  译本 甲等 每千字酬金 二元五角

  乙等 同上 一元六角

  丙等 同上 一元二角

  第二类 其文字种别如下:一、杂记;一、笑话;一、游戏文章;一、杂歌谣;一、灯谜酒令楹联等类。此类投稿恕不能遍奉酬金惟若录入本报某号,则将该号之报奉赠一册,聊答雅意。

  2、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征文(1904)十月三十日,登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启事:“本馆创办教科书、《绣像小说》、《东方杂志》,以饷我同胞。幸蒙海内不弃,惟同人知识有限,深恐不克负荷,无以副四方之期望。拟广征艺文,以收集思广益之用”,所征之文,包括“国文教科书”、“小说”、“论说”三大类。

  有关小说征文的文字,在本则启事中占据的篇幅最多,主要征求以下四类小说:1、教育小说,“述旧时教育之情事,详其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为主”;2、社会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然不可牵涉各宗教”;3、历史小说,“从鸦片战争起至拳匪乱事止,详载外人入境及各国致败之由,割地赔款一并述及,以明白畅快,能开通下等社会为主,然征引事实须有所本,不可杜撰”;4、实业小说,“述现实工商实在之情事,详其不能制胜之故,以筹改良之法”

  每类小说,均“用章回体,或白话,或文言,听人自便,先作数回,并用别指将全书结构及作书宗旨暨全书约有几回、先行示及”;每篇字数,要求在“二万字以上”;奖金设置情况为:“第一名酬洋一百元,二、三名各五十元,四、五名各三十元,六名至十名各念元,十一名至二十名各二十元,以下酬资,届时酌定,或送本馆书籍,如佳作甚多,酬资再行酌增”;“卷交上海美租界新衙门东首祥麟里间壁成字1364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卷面注明姓字、里居、务须详晰,愿用别号者一者,但须与原局接洽,俾投递回信不致错误”,并承鄀将从应征小说中,“选录佳作印行”。

  启事称本次征文,“年底截止,明年二月内选定名次,登报广告”,但遗憾的是,我们遍查光绪三十年(1904)、三十一年(1905)两年的《申报》,均未找到有关征文结果的资料,因此,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小说征文究竟收到多少篇来稿,其作者、作品之详细情况,皆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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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月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6-1908)。

  1906的11月,《月月小说》创刊号登载“本社征文广告”:

  本报除同仁译着外,仍广搜海内名著,如有佳作小说,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酬劳。本报注重教育,凡有关于科学、理想、哲理、教育诸小说,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已经入选,润资从丰。编辑部敬白。

  1908年3月,《月月小说》第十四号登载“特别征文”:

  本社现欲征求短篇小说,每篇约二三千字,及中新丛谈逸事等稿,海内著作家如有佳什见惠者,望投函本社,审定刊登。或酬墨金,或谢书报,均望于来函中表明意见,以便商定。投稿设有与本社宗旨不符者,恕不作复,亦不简璧。

  ◆91页

  1908年4月,《月月小说》等十五号登载“征文广告”

  本报除同人译着外,仍广搜海内外名家,如有思想新奇之短篇说部,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利益。本报注重撰述,凡有关余科学、理想、哲学、教育、政治诸小说佳稿寄交本社者,已经入选,润资从丰,撰述长篇,以章回体每部十六回或二十回为合格。

  1908年8月,《月月小说》第二十号登载,“月月小说编直部告白”:

  历史、家庭、教育、军事、写情、滑稽。

  本社征求以上六种小说,无拘翻译撰着、段落章回各体,如有以稿见投者,请径寄本编辑部审定,登载从丰致润,宗旨不合,恕不作复检还。

  ◆91页

  4、《小说林》社的小说征文(1907)。

  1907年2月,《小说林》创刊号登载“募集小说”启事:

  本社募集各种着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通讯处上海新马路福海里小说林编辑所,若非信件挂号,如有失误,本社不认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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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改良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9)

  1909年6月26日,《申报》登载,“改良小说征求小说广告”

  本社以改良社会、开通风气为主义,故自开办以来,出版书类皆宗旨纯正,辞义浅显,久为各界所欢迎,销行日广,复承热心社会诸君子交相赞助,纷纷以稿件见贻,同人等感佩之余,时虞陨越,自顾谫陋,缺陷良多。欲借他山之助,不得不为将伯之呼,尚希海内同志,交匡不逮,如蒙以大稿相让,不论文言白话,传奇盲词,或新译佳篇,改良旧作,凡与敝社宗旨不相背驰者,请邮寄上海麦家圈元记栈敝社总发行所,自当酬以相当之价值。如或志切开通,不取润笔,敝社自当仰体雅怀,照本出售,共襄公益,藉稗官野史之势力,为开智革俗之津梁,博雅君子,谅不河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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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图画日报》馆的小说征文(1909)。

  1909年8月16日,《图画日报》第一号登载“本馆征求小说”启事:

  本馆之设,为开通社会风气,增长国民知识,并无贸利之心。惟小说一门,最易发人警醒,劝人观感。故本报逐日图绘小说社社会小说《续繁华梦》及侦探小说《罗师福》二种,以飨阅者。惟逐日出版,著作需时,本馆同人除著述、编辑、调查外,惟日孳孳,大有日不暇给之势。伏念海内不乏通人,如蒙以有稗社会,有益人心世道之小说见贻,不拘体裁,长短咸宜,特备润资,以酬著作之劳,译本请勿见惠。务祈不吝珠玉,无所盼切。本馆著述部同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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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小说月报》的小说征文(1911)。

  《小说月报》(1911)第二年第一号刊载《本社通告》:


上传人 欢乐鱼 分享于 2017-12-22 16:5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