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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淳论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荐引刚直之士代己辅导太子。先生曰:「疏广父子亦不必苛责之。虽未尽出处之正,然在当时亲见元帝懦弱,不可辅导,它只得去,亦是避祸而已。观渠自云:『不去,惧贻后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间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见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萧望之便是样子。望之即刚直之士。」又问:「元帝是时年十二,如何便逆知其后来事?」曰:「若是狡者,便难知。如南北时,有一王当面做好人,背后即为非,此等却难知。若庸谬底人,自是易见。」又问:「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与宣帝,教宣帝待如何?」

  先生因言:「尝见一人云,匡衡做得相业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议论甚好,恐是收得好怀挟。」又云:「如答淮阳王求史迁书,其辞甚好。」又曰:「如宣元间诏令,及一戒诸侯王诏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汉初时却无此议论,汉初却未曾讲贯得恁地。」又曰:「匡衡说诗,关雎等处甚好,亦是有所师授,讲究得到。」

  事无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邓禹先寻得许多人。太宗便是房杜为寻得许多人。今只要自做。

  古人年三十时,都理会得了,便受用行将去。今人都如此费力。只如邓禹十三岁学于京师,已识光武为非常人。后来杖策谒军门,只以数言定天下大计。

  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皆是谨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吴汉朱然终日钦钦,常如对陈。须学这样底,方可。如刘琨恃才傲物,骄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负,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气傲物,不能谨严。以此临事,卒至于败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谨密,未闻粗鲁阔略而能有成者。

  汉儒专以灾异、谶纬,与夫风角、鸟占之类为内学。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义理之学为外学。且如锺离意传所载修孔子庙事,说夫子若会覆射者然,甚怪!

  徐孺子以绵渍酒,藏之鸡中,去吊丧,便以水浸绵为酒以奠之,便归。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别处底。所以绵渍者,盖路远,难以器皿盛故也。

  或问:「黄宪不得似颜子。」曰:「毕竟是资禀好。」又问:「若得圣人为之依归,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颜子不是一个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聪明!便敢问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礼乐。」因说至「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都是个有病痛底圣人。又问:「伊尹似无病痛?」曰:「『五就汤,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为他任得」又问:「伊尹莫是『枉尺直寻』?」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学之者便至枉尺直寻。」

  乱世保身之难,申屠蟠事可见。郭林宗彰而获免,以称人之美而不称恶,人不恶之。陈仲弓分太守谤,送宦者葬,其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为之诡遇。

  后汉魏桓不肯仕,乡人勉之。曰:「干禄求进,以行志也。方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慨然叹曰:「使桓生行而死还,于诸子何有哉!」

  问器远:「君举说汉党锢如何?」曰:「也只说当初所以致此,止缘将许多达官要位付之宦官,将许多儒生付之闲散无用之地,所以激起得如此。」曰:「这时许多好官尚书,也不是付宦官,也是儒生,只是不得人。许多节义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当言,宜足以致祸。某常说,只是上面欠一个人。若上有一个好人,用这一边节义,剔去那一边小人,大故成一个好世界。只是一转关子。」

  说东汉诛宦官事,云:「钦夫所说,只是翻誊好看,做文字则剧,其实不曾说着当时事体。到得那时节,是甚么时节!虽仓公扁鹊所不能疗。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吃热药也不得,吃凉药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热药,便道他用药错了。天下有必亡之势,这如何慢慢得!若许多宦者未诛,更恁地保养过几年,更乖。这只是胡说。那时节是甚么时节!都无主了。立个渤海王之子缵,纔七八岁,方说梁冀跋扈,便被弒了!立蠡吾侯,为桓帝,方十五岁,外戚宦官手里养得大,你道他要诛他不要诛他!东汉外戚宦官从来盘踞,轨辙相衔,未有若此之可畏。养个女子,便顿放在宫中,十余年后便穷极富贵。到得有些蹶跌,便阖族诛灭无遗类,欲为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有若东汉末年。」伯谟问:「唐宦官与东汉末如何?」曰:「某尝说,唐时天下尚可为。唐时犹有余策,东汉末直是无着手处,且是无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许多宦官。那时若有人,似尚可为。那时只宣宗便度得事势不能谏,便一向不问他,也是老练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说『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为,若唐之僖昭也。』这两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与小黄门果食度日,呼田令孜为『阿父』。不知东汉时,若一向尽引得忠贤布列在内,不知如何。只那都无主可立。天下大势,如人衰老之极,百病交作,略有些小变动,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场;如单超徐璜也作怪一场;如张让赵忠之徒,纔有些小权柄,便作怪一场。这是甚么时节!」伯谟云:「从那时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势方定迭。」曰:「这许多时节,直是无着手处。然亦有幸而不亡者,东晋是也。汪萃作诗史,以为窦武陈蕃诛宦者,不合前收郑飒,而未收曹节王甫侯览。若一时便收却四个,便了。阳球诛宦者,不合前诛王甫段颎,而未诛曹节朱瑀。若一时便诛却四个,亦自定矣。此说是。」

  荀文若为宦官唐衡女婿,见杀得士大夫厌了,为免祸计耳。

  汉时宿卫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军卒。

  汉有十三州,一州建一刺史,刺举一路,则诸侯郡守杂建,诸侯甚大。如齐七十余城,大率置官法度之类,与天子等。七国变后方渐削夺。主父偃用贾谊策,分王诸侯子孙,方渐小了。后汉亦杂建。魏陵逼诸侯甚,每令人监之,不得朝觐并亲知往来。曹丕待宗室如此。晋大封同姓,八王之乱以此。元帝中兴亦以此。齐梁间削夺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遥领。

  汉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

  汉人断狱辞,亦如今之款情一般,具某罪,引某法为断。

  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后汉有此语,想此二字是自古相传。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六

  历代三

  因论三国形势,曰:「曹操合下便知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既被袁绍先说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为大言以诳之。胡致堂说史臣后来代为文辞以欺后世,看来只是一时无说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绍先下了,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为挟天下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败处,却极能料。如征乌桓,便能料得刘表不从其后来。

  问:「先主为曹操所败,请救于吴。若非孙权用周瑜以敌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请救,知其不得不救。孙权之救备,须着救他,必大录云:「孙权与刘备同御曹操,亦是其势不得不合。」不如此,便当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识,势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州,权遂遣吕蒙擒关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顾。」必大录小异。

  刘备之败于陆逊,虽言不合轻敌,亦是自不合连营七百余里,先自做了败形。是时孔明在成都督运饷,后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谏止与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虽正,然盆。去声。法孝直轻快,必有术以止之。

  诸葛孔明大纲资质好,但病于粗疏。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子房之学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如授后主以六韬等书与用法严处,可见。若以比王仲淹,则不似其细密。他却事事理会过来。当时若出来施设一番,亦须可观。

  或问孔明。曰:「南轩言其体正大,问学未此语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学,全是驳杂了。然却有儒者气象,后世诚无他比。」

  问:「孔明兴礼乐如何?」曰:「也不见得孔明都是礼乐中人,也只是粗底礼乐。」淳录云:「孔明也粗。若兴礼乐,也是粗礼乐。」砥录云:「孔明是礼乐中人,但做时也粗疏。」

  忠武侯天资高,所为一出于公。若其规模,并写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则未尽。」其论极当。魏延请从间道出关中,侯不听。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从。不知先主当时只从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从魏延间道出,关中所守者只是庸人。从此一出,是甚声势!如拉朽然。侯竟不肯为之!

  致道问孔明出处。曰:「当时只有蜀先主可与有为耳。如刘表刘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贼,既不可从。孙权又是两间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从之。」时可问:「王猛从苻坚如何?」曰:「苻坚事自难看。观其杀苻生与东海公阳,分明是特地杀了,而史中历数苻生酷恶之罪。东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楼子上,见它门前车马甚盛,欲害苻坚,故令人杀之,此皆不近人情。盖皆是己子,不应便专爱坚而特使人杀东海公也。此皆是史家要出脱苻坚杀兄之罪,故装点许多,此史所以难看也。」

  诸葛亮之事,其于荆蜀亦合取。当日草庐亦是商量准拟在此,但此时不当恁地。若是恁地取时,全不成举措。如二人视魏而不伐,自合当取。兼在是时舍此无以为资。若能声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当时刘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丰问:「圣人处此,合如何?」曰:「亦须别有个道理。若似如此,宁可事不成。只为后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许多事。亮大纲却好,只为如此,便有斑驳处。」方子录云:「『孔明执刘璋,盖缘事求可,功求成,故如此。』曰:『然则宁事之不成?』曰:『然。』」

  器远问:「诸葛武侯杀刘璋是如何?」曰:「这只是不是。初间教先主杀刘璋,先主不从。到后来先主见事势迫,也打不过,便从他计。要知不当恁地行计杀了他。若明大义,声罪致讨,不患不服。看刘璋欲从先主之招,倾城人民愿留之。那时郡国久长,能得人心如此。」

  毅然问:「孔明诱夺刘璋,似不义。」曰:「便是后世圣贤难做,动着便粘手惹脚。」

  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取刘璋一事,或以为先主之谋,亦必是孔明之意。然在当时多有不可尽晓处。如先主东征之类,不见孔明一语议论。后来坏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东行。孔明得君如此,犹有不能尽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图。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或曰:「孔明与先主俱留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只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曰:「正当经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而已,深可惜哉!」

  直卿问:「孔明出师每乏粮。古人做事,须有道理,须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杀贼,不得不急。如人有个大家,被贼来占了,赶出在外墙下住,杀之岂可缓?一纔缓,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几多人,不得不急为之意。司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来遏令不出兵,其实是不敢出也。国家只管与讲和,聘使往来,贺正贺节,称叔称侄,只是见邻国,不知是雠了!」又问:「勾践谋吴二十年,又如何?」曰:「事体不同。诸侯各有国,未便伐吴,则越亦自在,如此谋乃是。」

  孔明出师表,文选与三国志所载,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月渡泸」是说前事。如孟获之七纵七擒,正其时也。渡泸是先理会南方许多去处。若不先理会许多去处,到向北去,终是被他在后乘间作挠。既理会得了,非惟不被他来挠,又却得他兵众来使。

  诵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问武侯「宁静致远」之说。曰:「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陈寿险甚扬录作「检拾」。而为蜀志,故甚略。孔明极是子细者。亦恐是当时经理王业之急,有不暇及此。

  诸葛亮临阵对敌,意思安闲,如不欲战。而苻坚踊跃不寐而行师,此其败,不待至淝水而决矣。

  看史策,自有该载不尽处。如后人多说武侯不过子午谷路。往往那时节必有重兵守这处,不可今只见子午谷易过,而武侯自不史只载魏延之计,以为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无谋,守长安,甚不足畏。这般所在,只是该载不尽。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又扬声由斜谷,又使人据箕谷,此可见未易

  先生说八阵图法。人杰因云:「寻常人说战阵事多用变诈,恐王者之师不如此。」曰:「王者势向大,自不须用变诈。譬如孟贲与童子相搏,自然胜他孟贲不得。且如诸葛武侯七纵七擒事,令孟获观其营垒,分明教你看见,只是不可犯。若用变诈,已是其力不敌,须假些意智胜之。又,今之战者,只靠前列,后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胜则胜,前列败则败。如八阵之法,每军皆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蛇、鸟、风、云之类,各为一阵。有专于战斗者,有专于冲突者,又有缠绕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问垓下之战。曰:「此却分晓。」又问:「淮阴多多益办,程子谓『分数明』,如何?」曰:「此御众以寡之法。且如十万人分作十军,则每军有一万人,大将之所辖者,十将而已。一万又分为十军,一军分作十卒,则一将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则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两司马虽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将者五人,又管四伍长,伍长所管,四人而已。至于大将之权,专在旗鼓。大将把小旗,拨发官执大旗,三军视之以为进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诸军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阵图,自古有之。周官所谓『如战之陈』,盖是此法。握几文虽未必风后所作,然由来须远。武侯立石于江边,乃是水之回洑处,所以水不能漂荡。其择地之善、立基之坚如此,此其所以为善用兵也。」又问:「阴符经有『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之说,如何?」曰:「绝利者,绝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源本。三反昼夜者,更加详审,岂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谓。上文言『瞽者善听,聋者善视』,则其专一可知。注阴符者分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国安民之法,下言强兵战胜之术。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释。后来一书吏窃而献之高宗。高宗大喜,赐号『浑成』。其人后以强横害物,为知饶州汪某断配。」

  或问:「季通八阵图说,其间所著陈法是否?」曰:「皆是元来有底。但季通分开许多方圆陈法,不相混杂,稍好。」又问:「史记所书高祖垓下之战,季通以为正合八陈之法。」曰:「此亦后人好奇之论。大凡有兵须有陈,不成有许多兵马相战斗,只羇作一团,又只排作一行。必须左右前后,步伍行阵,各有条理,方得。今且以数人相扑言之,亦须摆布得所而后相角。今人但见史记所书甚详,汉书则略之,便以司马迁为晓兵法,班固为不晓,此皆好奇之论。不知班固以为行阵乃用兵之常,故略之,从省文尔。看古来许多陈法,遇征战亦未必用得。所以张巡用兵,未尝仿古兵法,不过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阵,地方则须布方阵,亦岂容概论也?」又曰:「常见老将说,大要临阵,又在番休递上,分一军为数替,将战则食。第一替人既饱,遣之入阵,便食第二替人。觉第一替人力将困,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则士常饱健,而不至于困乏。乡来张柔直守南剑,战退范汝为,只用此法。方汝为之来寇也,柔直起乡兵与之战。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饭,分乡兵为数替,以入阵之先后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又云:「刘信叔顺昌之胜,乡见张仲隆云,亲得之信叔,大概亦是如此。时极暑,探报人至云:『虏骑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顷,问:『甲热乎?』曰:『热矣。』『可着手乎?』则曰:『热甚,不可着手矣。』时城中军亦不甚多。信叔尝有宿戒,遇战则分为数替。如是下令军中:『可依此饮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人情胥快,元城刘师闵向张魏公督军,暑药以姜面为之,与今冰壶散方大概相似。故能大败虏人。盖方我之甲士甲热不堪着手,则虏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又未免有困馁之患。于此时而击之,是以胜也。」或曰:「是战也,信叔戒甲士,人带一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马俱毙。」曰:「此则不得而知。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十数人。」儒用。

  「八阵图,敌国若有一二万人,自家止有两三千人,虽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势不敌,则不与斗。」先生笑曰:「只办着走便了!」蔡云:「这是个道理。譬如一个十分雄壮底人,与一个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壮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底便不费力,只指点将去。这见得八阵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先生曰:「也须是多寡强弱相侔,可也。又须是人虽少,须勇力齐一,始得。」蔡云:「终不是使病人与壮人斗也。」

  阵者,定也。八阵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季通语。

  用之问:「诸葛武侯不死,与司马仲达相持,终如何?」曰:「少间只管算来算去,看那个错了便输。输赢处也不在多,只是争些子。」季通云:「看诸葛亮不解输。」曰:「若诸葛亮输时,输得少;司马懿输时,便狼狈。」

  诸葛公是忠义底司马懿,司马懿是无状底诸葛公,刘禅备位而已。

  羊陆相遗问,只是敌国相倾之谋,欲以气相胜,非是好意思。人杰录云:「观陆抗『正是彰其德于祜』之言,斯可见矣。」如汉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逖母墓,事皆相近。

  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之虽无辜,裒仕晋犹有可说。而裒不仕,乃过于厚者。嵇康魏臣,而晋杀之,绍不当仕晋明矣。荡阴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事雠之过,自不相掩。司马公云:「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人杰录云:「仪尝仕昭,而昭诛之」云云。

  晋元帝无意复中原,却托言粮运不继,诛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还。行刑者以血拭柱,血为之逆流。天人幽显,不隔丝毫!

  「汤执中,立贤无」东晋时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诞者之后。惟顾荣贺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导为相,只周旋人过一生。尝有坐客二十余人,逐一称赞,独不及一胡僧,并一临海人。二人皆不悦。导徐顾临海人曰:「自公之来,临海不复有人矣。」又谓胡僧曰:「兰奢。」兰奢,乃胡语之褒誉者也。于是二人亦悦。

  问:「老子之道,曹参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谢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导谢安又何曾得老子玅处?淳录云:「人常以王导比谢安。」然谢安又胜王导。石林说,王导只是随波逐流底人,谢安却较有建立,也煞有心于中原。王导自渡江来,只是恁地,都无取中原之意,此说也是。但谢安也被这清虚绊了,都做不得。」又问:「孔子恶乡原,如老子可谓乡原否?」曰:「老子不似乡原。乡原却尚在伦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伦理之外。它自处得虽甚卑,不好声,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于伦理之外,其说煞害事。如乡原,便却只是个无见识底好人,未害伦理在。」

  「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个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王俭平日自比谢安。王俭是已败阙底谢安,谢安特幸未疏脱底王俭耳。安比王俭只是有些英苻坚之来,亦无措置。前辈云,非晋人之善,乃苻坚之不善耳。然坚只不合拥众来,谢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国内自乱,晋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镇静待之。坚之来,在安亦只得发兵去迎敌当来。苻坚若不以大众来,只以轻兵时扰晋边,便坐见狼狈。」因问正淳曰:「桓温移晋祚时,安能死节否?」曰:「必不能,却须逃去。」曰:「逃将安往?若非死节,即北面事贼耳。到这里是筑底处,中间更无空地。」因说:「韦孝宽智略如此,当杨坚篡周时,尉迟迥等皆死,孝宽乃献金熨斗。始尝疑之:既不与它为异,亦何必如此附结之?元来到这地位,便不与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节耳。」又曰:「谢安之于苻坚,如近世陈鲁公之于完颜亮,幸而捱得它死耳。」伯丰问:「寇莱公澶渊事如何?」曰:「当来它却有错处。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后也。」

  「温太真处王敦事难。」先生云:「亦不佳,某做不得。」

  王祥孝感,只是诚发于此,物感于彼。或以为内感,或以为自诚中来,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鱼自是鱼。今人论理,只要包合一个浑沦底意思,虽是直截两物,亦强羇合说,正不必如此。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到感通处,自然首尾相应。或自此发出而感于外,或自外来而感于我,皆一理也。

  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

  陶渊明,古之逸民。

  问:「苻坚立国之势亦坚牢,治平许多年,百姓爱戴。何故一败涂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扫土而来,所以一败更救不得。」又问:「他若欲灭晋,遣一良将提数万之兵以临之,有何不可?何必扫境而来?」曰:「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灭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亲临。』及猛入燕,忽然坚至,盖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亲来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后来如此。」

  王猛事苻坚,煞有事苻坚之兄,乃其谋杀之。

  桓温入三秦,王猛来见。眼中不识人,却谓三秦豪杰未有至,何也?三秦豪杰,非猛而谁?可笑!

  晋任宗室,以八王之乱,自宋而后,皆杀兄弟宗室。以至召去知其不好,途中见人哭。问:「如何死?」曰:「病死。」曰:「病死何哭?」至有临刑时,平日念佛者,皆合掌,愿后世莫生王侯家!

  苏绰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杀得少了,故行得易。

  「三代而下,必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若魏郑公全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说密即东都缚炀帝独夫,天下必应。」扬谓:「密不足道。汉唐之兴,皆是为利。须是有汤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汉高祖见始皇出,谓:『丈夫当如此耳!』项羽谓:『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阳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传及诸葛,次及郭汾阳。」

  汉高祖取天下却正当,为他直截恁地做去,无许多委曲。唐初,隋大乱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盗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诛独夫。为他心中打不过,又立恭帝,假援回护委曲如此,亦何必尔?所以不及汉之创业也。

  高祖辞得九锡,却是。

  高祖与裴寂最昵。宫人私侍之说,未必非高祖自为之,而史家反以此文饰之也。

  因论唐事,先生曰:「唐待诸国降王不合道理。窦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晓。王世充却不杀。当初高祖起太原,入关,立代王,遂即位。世充于东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样,故且赦之。至杀萧铣,则大无理。他自是梁子孙,元非叛臣。」某问:「唐史臣论高祖杀萧铣,不成议论。」曰:「然。」通老问:「以宫人侍高祖,在太宗不当为。」曰:「它在当时,只要得事成,本无救世之心,何暇顾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屡经大盗杀之。又多不出合,只消磨尽了。」

  「唐太宗以晋阳宫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汉高祖亦自粗疏。惟光武差细密,却曾读书来。」问:「晋元帝所以不能中兴者,其病安在?」曰:「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问:「祖逖摧锋越河,所向震动,使其不死,当有可观。」曰:「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问:「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其事颇相类。」曰:「建炎初,宗泽留守东京,招徕群盗数百万,使一举而取河北数郡,即当时事便可整顿。及为汪黄所制,怏怏而死,京师之人莫不号恸!于是群盗分散四出,为山东淮南剧贼。」德。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杀。尉迟敬德着甲持刃见高祖。高祖在一处泛舟。程可久谓:「既许明早理会,又却去泛舟,此处有阙文,或为隐讳。」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与前后无情理。太宗决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见三儿要相杀,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处。又谓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说。」

  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

  「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段于鄢。须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高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高祖,又自责高祖。不成只责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内禅者三。如肃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于玄宗,亦只为其诛韦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尔。」端。

  又论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顿处,只高祖不善处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盖之。如玄宗诛韦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会得事,坚不受。」

  因及王魏事,问:「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高祖不当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见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须莫事建成?亦只是望侥幸。」问:「二人如此机敏,何故不见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因问太宗杀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结君,后又不能死难,曰:「只为祇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

  太宗纳巢剌王妃,魏郑公不能深谏,范纯夫论亦不尽。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资质极平正,点化得,甚次第,不知伊川当时如何不曾点化他。先生尝语吕丈云:「范纯夫平生于书册皆只从忙中摄过了。」所以讽吕丈也。

  太宗从魏郑公「仁义」之说,只是利心,意谓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汉文帝资质较好,然皆老氏术也。

  或谓史赞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于功德兼隆,则伤夫自古未知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赞其功德之美,无贬他意。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骧。

  问:「胡氏管见断武后于高宗非有妇道。合称高祖太宗之命,数其九罪,废为庶人而赐之死。窃恐立其子而杀其母,未为稳否?」曰:「这般处便是难理会处。在唐室言之,则武后当杀;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杀其母,明日何以相见?」问:「南轩欲别立宗室,如何?」曰:「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了;以当时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废之事。天下之心皆瞩望中宗,高宗又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难处。不知孟子当此时作如何处?今生在数百年之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如此断定。须身在当时,亲看那时节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别立宗室。是时承干亦有子在。若率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须便将此样难处来阑断了。须要通其它,更有好理会处多。且看别处事事通透后,此样处亦易。」

  先生问人杰:「姚崇择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说患未得人,便见它真能精择。」曰:「固是。然唐鉴却贬之。唐鉴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当仁宗时,条天下事,亦只说择监司为治,只此是要矣。」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断乃成。」今须要知他断得是与不是,古今煞有以断而败者。如唐德宗非不断,却生出事来。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刚愎不明理,不纳人言。惟宪宗知蔡之不可不讨,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无所见,则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断」字上看,而遗其左右前后,殊不济事。

  周庄仲曰:「宪宗当时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见便怜之,有复用之意。」曰:「宪宗聪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

  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后来流夜郎,是被人捉着罪过了,[戋刂]地作诗自辨被迫胁。李白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疏脱。

  颜鲁公只是有忠义而无意智底人。当时去那里,见使者来,不知是贼,便下两拜。后来知得,方骂。

  史以陆宣公比贾谊。谊才高似宣公,宣公谙练多,学便纯粹。大抵汉去战国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如后面所说二税之弊,极佳。人言陆宣公口说不出,只是写得出。今观奏议中多云「今日早面奉圣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问:「陆宣公比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气象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当面便说得,如说孙权一段,虽辨士不及其细密处,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桥梁道路,井灶圊溷,无不修缮,市无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来严,其气象刚大严毅。」

  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

  问:「陆宣公既贬,避谤,阖户不著书,祇为古今集验」曰:「此亦未是。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可以讨论?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

  或问:「维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为利,僧孺所言为义,如何?」曰:「德裕所言虽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虽义有未安,也须别做置处。乃缚送悉怛谋,使之恣其杀戮,果何为也!」

  牛僧孺何缘去结得个杜牧之,后为渠作墓志。今通鉴所载维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说者谓阳城居谏职,与屠沽出没。果然,则岂能使其君听其言哉!若杨绾用,而大臣损音乐,减驺御,则人岂可不有以养素自重耶?铣。

  方伯谟云:「使甘露之祸成,唐必亡无疑。」寿昌。

  唐租、庸、调,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齐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汉衰魏代,只是汉旧物事。晋代魏,亦只用这个。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递相祖述,弊法卒亦变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齐后周居中原时,中原生灵死于兵寇几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便做得租、庸、调,故隋唐因之。

  唐六典载唐官制甚详。古礼自秦汉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苏绰有意复古,官制颇详尽。如租、庸、调、府兵之类,皆是苏绰之制,唐遂因之。唐之东宫官甚详。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复太子官属,如唐之旧。

  因论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诸公以为兵、农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盖府兵家出一人,以战以戍,并分番入卫,则此一人便不复为农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业是二分。有口则有口分,有家则有世业。古人想亦似此样。义刚录云:「唐口分是二分,世业是八分。有口则有口分,寡妇皆无过十二」云云。

  唐节度使收税,皆入其家,所以节度富。

  「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问理道要诀。曰:「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理道要诀亦是杜佑书。是一个通典节要。

  朱梁不久而灭,无人为他藏掩得,故诸恶一切发见。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

  后唐庄宗善音律,好宠伶优。其卒也,得鹰坊人善友,敛乐器而焚之。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岂欺我哉!寿昌。

  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他见都会得,故能用其说,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一本此下云:「所谓神圣,其臣莫及。赵普辈皆不及之。」

  问:「世宗果贤主否?」曰:「看来也是好。」问:「当时也曾制礼作乐。」曰:「只是四年之间,煞做了事。」问:「今刑统亦是他所作?」曰:「开宝通礼当时做不曾成,后来太祖足成了。而今一边征伐,一边制礼作乐,自无害事,自是有人来与他做。今人乡一边,便不对那一边;才理会征伐,便将礼乐做闲慢了。世宗胸怀又较大。」

  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收三关,是王朴死后事。模样世宗未死时,须先取了燕冀,则云中河东皆在其内矣。本朝收河东,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后。契丹嫌刘氏不援,始取之。

  周世宗亦可谓有天下之量,纔见元稹均田图,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图世未之见。

  周世宗规模虽大,然性迫,无甚宽大气象。做好事亦做教显显地,都无些含洪之意,亦是数短而然。

  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毕竟是得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时也自做得好,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来虽得一个隋文帝,终是甚不济事。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孔丛子是后来白撰出。

  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孔丛子乃其所注之人伪作。读其首几章,皆法左传句,已疑之。及读其后序,乃谓渠好左传,便可见。

  孔丛子鄙陋之甚,理既无足取,而词亦不足观。有一处载「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语!

  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

  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着之,并附以它书。

  问:「管子中说辟雍,言不是学,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学,『君和』又是个甚物事?而今不必论。礼记所谓『疑事毋质』,盖无所考据,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义,古不可考,或以为学名,或以为乐名,无由辨证。某初解诗,亦疑放那里。但今说作学,亦说得好了。亦有人说,辟雍是天子之书院,大学又别。」

  国语文字多有重迭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故柳子厚论为文,有曰:「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国语中多要说人有不可教则勿教之之意。

  问:「史记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曰:「张文潜之说得之。」宋齐丘作书序中所论也。道夫曰:「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曰:「也是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老子是个占便宜、不肯担当做事底人,自守在里,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岂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于此。」又曰:「老子著书立言,皆有这个底意思。」

  「诸子百家书,亦有说得好处。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此二句说得好。」曰:「看得荀子资质,也是个刚明底人。」曰:「只是粗。他那物事皆未成个模样,便将来说。」曰:「扬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细腻。」曰:「扬子说到深处,止是走入老庄窠窟里去,如清静寂寞之说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说「灵根」之说。云云,亦只是庄老意思,止是说那养生底工夫尔。至于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庄之言驾说尔。如远法师文字与肇论之类,皆成片用老庄之意。然他只是说,都不行。至达磨来,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后来有禅,其传亦如是远。」问:「晋宋时人多说庄老,然恐其亦未足以尽庄老之实说。」曰:「当时诸公只是借他言语来,盖覆那灭弃礼法之行尔。据其心下污浊纷扰如此,如何理会得庄老底意思!」荀

  荀子尽有好处,胜似扬子,然亦难看。

  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的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

  问:「东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恶,固不是。然人之一性,无自而见。荀子乃言其恶,它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说?」先生曰:「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须辨?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韩退之谓荀扬『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韩子责人甚恕。』自今观之,他不是责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于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则条理分明,不待辨。」

  或言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先生曰:「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天下事从其是。曰同,须求其真个同;曰异,须求其真个异。今则不然,只欲立异,道何由明?陈君举作夷门歌,说荆公东坡不相合,须当和同,不知如何和得!」荀子。

  荀子说「能定而后能应」,此是荀子好话。

  「入乎耳而着乎心。」着,音直略切。

  问荀扬王韩四子。曰:「凡人著书,须自有个规模,自有个作用处。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不可一律观。且如王通这人,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这作用晓得处却有病。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说得极无疵。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无物事撑住衬簟,所以于用处不甚可人意。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兼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不知其非。如论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却把孟轲与数子同论,可见无见识,都不成议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做处粗,如何望得王通!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语。」问:「王通病痛如何?」曰:「这人于作用都晓得,急欲见之于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业,便去上书要兴太平。及知时势之不可为,做周公事业不得,则急退而续诗书,续玄经,又要做孔子底事业。殊不知孔子之时接乎三代,有许多典谟训诰之文,有许多礼乐法度,名物度数,数圣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缵述,方做得这个家具成。王通之时,有甚么典谟训诰?有甚么礼乐法度?乃欲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则欲以七制命议之属为续书,「七制」之说亦起于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盖以比二典也。诗则欲取曹刘沈谢者为续诗。续得这般诗书,发明得个甚么道理?自汉以来,绍令之稍可观者,不过数个。如高帝求贤诏虽好,又自不纯。文帝劝农,武帝荐贤、制策、轮台之悔,只有此数诏略好,此外盖无那壹篇比得典谟训诰。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无。曹刘沈谢之时,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亦有学为四句古诗者,但多称颂之词,言皆过实,不足取信。乐如何有云英咸韶濩武之乐?礼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礼,它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无左证,故装点几个人来做尧舜汤武,皆经我删述,便显得我是圣人。如中说一书,都是要学孔子。论语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它便说陈思王善让;论语说『殷有三仁』,它便说荀氏有二仁。又提几个公卿大夫来相答问,便比当时门人弟子。正如梅圣俞说:『欧阳永叔它自要做韩退之,却将我来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乱捉别人来为圣为贤。殊不知秦汉以下君臣人物,斤两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说一书,固是后人假托,非王通自着。然毕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续诗续书,纷纷述作,所以起后人假托之故。后世子孙见它学周公孔子学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时公卿大夫之显者,缵缉附会以成之。毕竟是王通有这样意思在。虽非它之过,亦它有以启之也。如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它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扬又敻别。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阙,所以如此!若更晓得高处一着,那里得来!只细看它书,便见他极有好处,非特荀扬道不到,虽韩退之也道不到。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子细读书。他只见圣人有个六经,便欲别做一本六经,将圣人腔子填满里面。若是子细读书,知圣人所说义理之无穷,自然无工夫闲做。他死时极后生,只得三十余岁。它却火急要做许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观。」曰:「不然,它气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许多书时,方只二十余岁。孔子七十岁方系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圣人许多事业气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见识,非凡人矣。」以下论荀扬王韩及诸子。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处,只是也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两轻重自定,你如何文饰得!如续诗、续书、玄经之作,尽要学个孔子,重做一个三代,如何做得!如续书要载汉以来诏令,他那诏令便载得,发明得甚么义理?发明得甚么政事?只有高帝时三诏令稍好,然已不纯。如曰『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此岂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录。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如秦汉以下诏令济得甚事?缘他都不曾将心子细去读圣人之书,只是要依他个模子。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他作六经。只是将前人腔子,自做言语填放他腔中,便说我这个可以比并圣人。圣人做个论语,我便做中说。如扬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并!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常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此无他,患在于不子细读圣人之书。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

  问扬雄。曰:「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问:「太玄分赞于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赢』,固不是。如易中卦气如何?」曰:「此出于京房,亦难晓。如太玄中推之,盖有气而无朔矣。」问:「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说,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问:「贾谊与仲舒如何?」曰:「谊有战国纵横之气;仲舒儒者,但见得不透。」曰:「伊川于汉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难考。但诗注颇简易,不甚泥章句。」问:「文中子如何?」曰:「渠极识世变,有好处,但太浅,决非当时全书。如说家世数人,史中并无名。又,关朗事,与通年纪甚悬绝。」可学谓:「可惜续经已失,不见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见?只如续书有桓荣之命。明帝如此,则荣可知。使荣果有帝王之学,则当有以开导明帝,必不至为异教所惑。如秋风之诗,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辞,又何足取?渠识见不远,却要把两汉事与三代比隆!近来此等说话极胜,须是于天理人欲处分别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又何必为之分别说!沙随云,史记高祖泛舟于池中,则『明当早参』之语,皆是史之润饰。看得极好,此岂小事!高祖既许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则知此事经史臣文饰多矣。」问:「禅位亦出于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杀元良,又何处去?明皇杀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

  子升问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至于天下国家事业,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见识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但于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处,皆不理会,却要斗合汉魏以下之事整顿为法,这便是低处。要之,文中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因言:「魏征作隋史,更无一语及文中,自不可晓。尝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龚鼎臣注,及南史、刘梦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书不同,殊不可晓。」又检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于天下,亦识得三代制度,较之房魏诸公文,稍有些本领,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会。若究其议论本原处,亦只自老庄中来。」

  先生令学者评董仲舒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四子优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这两人不须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疑似,试更评看。」学者亦多主退之。曰:「看来文中子根脚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天下事,它都一齐入思虑来。虽是卑浅,然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底人,其心却公。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立之问:「扬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曰:「各自有长处。文公见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细理会。如原道之类,不易得也。扬子云为人深沈,会去思索。如阴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类,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盖天地间只有个奇耦,奇是阳,耦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说『性善』,荀子既说『性恶』,他无可得说,只得说个『善恶混』。若有个三底道理,圣人想自说了,不待后人说矣。看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说些道理,亦不透彻。看来其学似本于老氏。如『惟清惟胜,惟渊惟默』之语,皆是老子意思。韩文公于仁义道德上看得分明,其刚领已正,却无他这个近于老子底说话。」又问:「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书,恐多是后人添入,真伪难见,然好处甚多。但一一似圣人,恐不应恰限有许多事相协得好。如见甚荷蒉隐者之类,不知如何得恰限有这人。若道他都是妆点来,又恐妆点不得许多。然就其中惟是论世变因革处,说得极好。」又问:「程子谓『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是如何?」曰:「只缘韩子做闲杂言语多,故谓之华。若扬子虽亦有之,不如韩子之多。」

  扬子云韩退之二人也难说优劣。但子云所见处,多得之老氏,在汉末年难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语亦多病,但就彼时亦难得一人如此。子云所见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数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阴阳奇耦,便有四象:如春为少阳,夏为老阳,秋为少阴,冬为老阴。扬子云见一二四都被圣人说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数。」●问:「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无见处。若作太玄,何似作历?老泉尝非太玄之数,亦说得是。」又问:「与康节如何?」曰:「子云何敢望康节!康节见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南升。

  问:「先生王氏续经说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辈,观其书,则固尝往来于王氏之门。其后来相业,还亦有得于王氏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规模事业,无文中子髣佛。某尝说,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又问:「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纯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韩退之却见得又较活,然亦只是见得下面一层,上面一层都不曾见得。大概此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见得下面一层,源头处都不晓。所以伊川说『西铭是原道之宗祖』,盖谓此也。」

  只有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道得数句着,如「正谊不谋利」之类。然亦非它真见得这道理。董子。

  问:「性者,生之质。」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气者,生之质,已有形状。」

  问:「仲舒云:『性者,生之质。』」「也不是。只当云,性者,生之理也;气者,生之质也。」璘谓:「『性者,生之质』,本庄子之言。」曰:「庄子有云:『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前辈谓此说颇好,如『有物有则』之意。」

  问:「仲舒以情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盖欲为善,欲为恶,皆人之情也。」

  童问董仲舒见道不分明处。曰:「也见得鹘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情者,人之欲。命非圣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节』等语,似不识性善模样。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又似见得性善模样。终是说得骑墙,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如此说,固未害。下云『命非圣人不行』,便牵于对句,说开去了。如『正谊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问:「或谓此语是有是非,无利害,如何?」曰:「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理固然也,要亦当权其轻重方尽善,无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计利害,于是非全轻了。」

  建宁出「正谊明道如何论」。先生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谊。」

  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千能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谓:「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

  仲舒所立甚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其议匈奴一节,娄敬贾谊智谋之士为之,亦不如此。

  刘淳叟问:「汉儒何以溺心训诂而不及理?」曰:「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问:「何以谓之全体?」曰:「全体须彻头彻尾见得方是。且如匡衡问时政,亦及治性情之说;及到得他入手做时,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庙礼而已。翼奉言『见道知王治之象,见经知人道之务』,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阴阳日辰贪狠廉贞之类辨君子小人。以此观之,他只时复窥见得些子,终不曾见大体也。唯董仲舒三篇说得稍亲切,终是不脱汉儒气味。只对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方无病,又是儒者语。」

  董仲舒才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过之。张子房近黄老,而隐晦不露。诸葛孔明近申韩。

  扬子云出处非是。当时善去,亦何不可?扬子。

  问:「扬子『避碍通诸理』之说是否?」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语有病。」问:「莫不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间处事不看道理当如何,便先有个依违闪避之心矣。」

  「『学之为王者事』,不与上文属。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学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数圣人之盛德,犹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