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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之道,出于万全。

  韩安国曰:“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田禄伯曰:“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同)度。”

  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穷寇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谨。

  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不胜。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光武曰:“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光武诏征邓禹还,曰:“毋与穷寇争锋。”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皇甫嵩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胜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邓艾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农者胜之本也。”陆抗曰:“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蒋济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谯周曰:“射幸数跌(差也),不如审发,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廖化曰:“智不出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

  羊祜曰:“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裴诜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蛇已螫头,头可断乎?”

  韦睿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韦孝宽曰:“不因际会,难以成功。”

  邢峦曰:“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驱胁以来,藉以拒敌,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张巡曰:“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陈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呜呼,世之艺术岂但兵哉?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诗语也。“射人先射马”一言,虽诗人吟咏之语,然制胜之要法也,御边者不可不知。陆贽曰:“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迟则生变。”

  急者宜备之以严,缓者宜图之以计。

  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有功见知,人必悦劝。将贵专谋,兵以奇胜。

  病同者虽胡越而相湣,忧同者不邀结而自亲。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惟将所命。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

  军法无贵贱之差,实无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心志而尽其力。将欲定边,先宜积谷。陈贯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范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又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苏轼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吴昵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程颐曰:“兵法,远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面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

  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绻,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绻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臣按:程、朱道学大儒,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乱也)夏,寇(劫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寇贼奸宄,何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寇贼,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绝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蔡沈曰:“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远,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远,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祇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贡》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贡》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盖本诸此。

  《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

  臣按: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联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而孔颖达谓此戎盖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所谓淮夷、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盖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

  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曰:“山戎,北狄。”

  胡安国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庄公三十有一年,齐侯来献戎捷。

  左丘明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胡安国曰:“军获曰捷,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来献,岂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启边衅,除戎之功小,擅师之罪大,渐不可长,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谨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程颐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

  陆淳曰:“王者之于天下也,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训诲之,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德而问其罪,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今王师与茅戎为敌,此取败之道,非戎所能败也,故以自败为文,所以深讥王也。”

  臣按: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专在于师旅也,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晋。

  胡安国曰:“晋常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其称人,贬辞也。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与焉,除天下之残贼,出民于水火之中,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若其同恶相济,贻患于后焉,不亦甚乎!”

  哀公十有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安国曰:“吴人主会,其先晋纪赏也,吴亻替王矣,其称子,正名也。定公以来,晋失霸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己为长,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于越入吴。

  胡安国曰:“吴自柏举以来,凭陵中国,黄池之会遂及夏盟,可谓疆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吴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争远国而越灭之,越又不监而楚灭之,楚又不监而秦灭之,秦又不监而汉灭之,老氏、曾子其言岂欺也哉?”

  《礼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陈澔曰:“九州之外不过子、男之国,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虽大国,而其爵则称子也。”

  臣按:吴之爵本伯爵也,《春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盖不以本爵与之也。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

  应镛曰:“此独言东海者,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则夷徼之外也。南以江与衡山为限,百越未尽开也。河举东西南北者,河流萦带周绕,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方悫曰:“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群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已。说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孔颖达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吕祖谦曰:“物之相召者捷于风雨,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物物相召,未尝不以其类也,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绝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气动气,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呜呼,辛有可谓知几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微,几微之际,先王之所谨也,故识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迩而察远。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而中国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则外国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国奠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内外之限(上)

 

卷一四四

  ▲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䴙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䴙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

  惠帝时,成都王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自余王侯降门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说五部以赴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寻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莫若因其破亡之余,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置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颜师古欲置之河北,温彦博欲准汉建武故事,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与窦静之议略同,惟魏徵之议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用其酋长以为宿卫,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之叹。由是以观,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义,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思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狄步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归阴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

  臣按:昔之忠臣,为国远虑者无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人小}、契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远,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专用蕃将,遂成变乱。呜呼,可不戒哉!

  天宝六载,李林甫为相,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杜边将入相之路,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岂无武臣乎?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辈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虑及此,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当贞观时,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乃为国家远虑于数百年之后,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翙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无忧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联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强、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说、宋之郭药师,岂非后世之永鉴哉?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阿跌光颜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岂非万世之良法乎?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

  以上内外之限(下)

 

  ▲慎德怀远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柔(宽而抚之)远能(扰而习之)迩,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难(拒绝也)任人(包藏凶恶之人),蛮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顺治,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

  孙觉曰:“夫以尧舜之时,圣贤相会,宜有长策成算以厌伏四夷,然其言专以难任人为本,盖任人处内则主听眩,主听眩则任使不明、忠邪杂进,虽有知勇安所施?任人放远则智者竭其智、勇者献其力,夫如是,则何蛮夷之足虑哉?”

  《大禹谟》:益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见曰王。帝于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惧,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则治道益隆,四夷之远莫不归往矣。”

  臣按:上文所谓“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不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是即“无怠无荒”之实也。夫人君儆戒于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国都之内,何预于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谨,万事为之废弛,一言有失,四方为之传播,是故自古镇服外国之道不在于边鄙而在于朝廷,虽以舜大圣人而伯益犹以怠荒为戒,良以一人无怠荒之失则四夷有归往之诚,外无边患则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荣之乐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犹切切儆戒如此,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为其臣者不敢辄出一言谏正,或者又从而从臾之,其臣可谓不忠矣,而其君亦岂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佐也)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至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还也)师振(整也)旅,帝乃诞(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两阶(宾主之阶),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师临之阅月,苗民犹不听服也,是时益盖从禹出征,以苗负固恃强,未可威服,故赞佐于禹以为惟德可以动天,其感通之妙无远不致,盖欲禹还兵而增修其德也。满损谦益,即《易》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也。诚感物曰諴,益又推极至诚之道,以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于苗民乎?言班师七旬而有苗来格也。史臣以禹班师而归,弛其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适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

  陈栎曰:“益之赞禹,谓天道之远而德可动,神明之幽而诚可感,苗亦人耳,岂有德之盛、诚之至而不可动者?当不烦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赞禹,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者,若就战伐言之,小国若能制节谨度,不敢纵逸,则必得大国宾礼之益,不然,负其强固,侮慢自贤,则大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谋动干戈,所损大矣。大国若能包含遍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国宾贡之益,不然,恃其众大,非礼侵陵,则小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虿之毒,岂得无损哉?若是者即《易》所谓亏盈而益谦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体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则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兴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西方蛮夷国名)底贡厥獒(犬高四尺),大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服,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蛮,多之称也。武王克商之后,威德广被九州之外,蛮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盖蛮夷来王则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开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谓之慎者,盖必兢兢业业不敢有须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归之明王者,盖人心虚灵不昧,乃能知所谨,彼昏迷蔽塞者乌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谨,则虽宫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京辇之下百官庶姓之众,或有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远而能得其来宾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当何如而用功?《大学》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鲁颂》曰:翩彼飞鸮(恶声之鸟),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实),怀我好音。憬(觉悟也)彼淮夷,来献其琛(宝也),元(大也)龟(尺二寸)象齿,大赂(遗也)南金。

  曹居贞曰:“传曰‘桑黮甘甜,鸱鸮革响’,是知鸮食桑黮则其音变而美也。泮林有黮,鸮来食之,归我好音,则淮夷被泮宫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诗,说者以为鲁侯与群臣燕饮泮宫而作。所谓淮夷之服,盖无此事,诗人颂祷愿望耳,虽然,学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则义理明,义理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王。

  臣按:越裳重译来朝,可见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则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可见周之德格乎天矣。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训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谴责)不贡,告(以文辞告晓之)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戎之二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示也)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危也)顿(败也)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言其立性淳朴),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纯专固守而身不移),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无故兴万里之师,所费不知几何,而所得者仅四狼、四鹿而已。呜呼,损亿兆之财,弃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偿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轻我中国,不复朝贡,则并其先世以来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损又不但财而已。

  《论语》: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朱熹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

  臣按:所谓文德者,德即《虞书》“惟德动天”之德,文即《禹贡》“揆文教”之文也。文德与武功对,所谓文德之修即内治之有条理者是也。

  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疏曰:“虏今人畜度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平声)在陛下,岂宜固守文德而隳其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平声)购赏,谕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匈奴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启中兴之运,悼斯民之涂炭,亲拯救而抚摩之,初遣冯异入关,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还定安集之耳。复遣岑彭击蜀,告以每一发兵发动皓白,常欲置隗嚣、公孙述于度外。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务休息群黎而巩固汉业,其肯遵高祖颠沛之畏涂、蹈武帝虚耗之覆辙而舍近谋远,争胜负于夷狄乎?故二将抗章比伐,诏引黄石公刚强柔弱之说而报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诏所谓“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又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与夫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凡此皆药石之格言,无间古今皆所同然也。后世人主有欲勤兵于远者,尚其鉴诸。

  以上慎德怀远之道

  ▲译言宾待之礼

  《周礼》: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郑玄曰:“怀,来也。远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谕德延誉以来之。”

  王昭禹曰:“致方贡则远方所贡之物,若‘西旅底贡厥獒’是也;致远物则致远方所献之物,所谓‘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是也。远方之有贡,犹六服之贡,则世一见,各以其所贡之宝为挚是也;远方有所献之物,犹六服诸侯之献国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来以为之礼也。达之以节,达民以旌节,达贡物以玺节也。治其委积,所以备其用也;治其馆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饮食,所以顺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设官以待外夷之来朝贡者,达之以节则其往来关津道路之间无有留难淹滞之阻,即今给驿卷也;治其委积、馆舍、饮食则其日用居止、饩廪、刍秣而无饥寒困乏之忧,即今之馆驿廪给及有司馈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怀远人也,名官而谓之怀方氏,岂无意也?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谓蕃国之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

  郑玄曰:“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摈相之,从来至去皆为相而诏侑其礼仪也。”

  朱申曰:“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国遣使来朝贡,不晓中国言语,故象胥传王言而开谕解说之,如此,则远人之心和而不乖、亲而不疏也。若蕃国之君,世一见之,其礼不同于中国,象胥则教之使协于礼,其言不通于中国则传其言辞,出则送之,入则逆之,礼节以相接,币帛以致享,辞令以相与。接宾曰摈,赞礼曰相。”

  臣按:外国之人其拜揖、进退、拜伏之礼不同于中国,象胥掌教之以中国之仪,用协于礼也,夫上有所言则象胥为之传导而开谕晓说之,然后从而译其言以达之于上焉。今制鸿胪寺设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郑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无朝贡之岁,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则蕃国之君无执玉瑞矣,所贵者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

  《礼记》: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

  方悫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周官》通谓之象胥,而世俗通谓之译也。”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蒙古、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其陈说、辨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我文皇帝始设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鞑、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缅甸、曰百夷,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蕃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盖此一事似缓而实急,似轻而实重,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或知之而未尽,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远情,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专设官以司之,其虑远哉。

  《明堂位》: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

  孔颖达曰:“按职方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数不同者,文异尔。九州之外,夷狄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来朝也。”

  陆佃曰:“九采之国,所谓要服、荒服欤。四塞,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也。”

  陈澔曰:“夷蛮戎狄各从其方之门而以右为尊,独南面东上者不然,方氏以为南面疑于君,故与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臣按:此古者蕃国君长来朝入门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八曰柔远人也。又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朱熹曰:“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又曰:“远人来至去时有节以授之,过所在为照,如汉之出入关者用繻,唐谓之给过所者是也。”

  臣按:《周礼》秋官环人所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送逆及疆是则为之授节以送之也;地官遗人所掌邦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是则丰其委积以迎之也。旧注以柔远人为蕃国,朱注始以为无忘宾旅,盖以九经之次列于怀诸侯之上,以远先近非其序也。窃意成周盛时,环人、遗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间,非特为中国设也,则虽夷狄之经行者亦为之送迎焉,况九经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谓之人,意者凡远去其家乡而出于道途、以朝京阙者皆给之欤?

  《汉志》:典客,秦官,掌归义蛮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此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载,臣以为汉大鸿胪即今鸿胪寺卿,译官即今通事之职,典属国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欤?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赞称臣而不名。”

  荀悦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臣按: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说,其知内外之旨,明于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贡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视品给以衣冠裤褶,初至及辞设会参曰设食。

  臣按:外夷而来朝给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谓之会而不以宴名,盖不备燕享之礼也,然惟主之以礼部之属,而未尝专命大臣,后世乃或有用武将待之者,臣窃以为非宜。盖礼仪非武臣所宜预,将乃吾国之爪牙,止可使敌闻其名,不可使敌识其面,设或有貌不扬如裴度者,中虽有智,彼恶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将相,关系亦不小也。吁,武将且不可,况内侍乎?昔童贯初使辽也,辽人以为宋无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启其轻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鉴也。

  鸿胪寺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诸蕃封命则执册而往,凡献物皆各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其属有典客署令,掌四夷归化朝贡,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既有宴赐资给,其不幸而病及丧者亦有给赐焉。

  宋设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

  臣按:唐、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

  四夷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北阿,又设其诸官位于后。所司引其国君,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御位,典仪赞拜,国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仪。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元丰八年,夏使来,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辞诣垂拱殿。

  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蛮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盖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固非一视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前者文泰之来,缘道供亿甚苦,若诸国皆来,将不胜其弊,姑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蛮夷慕义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既不为所欺绐,而又不失其礼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

  臣按:诸蕃初入贡者,前此未有体例,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欺无失矣。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虽与朝贡者不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为生民扰害,亦往往有类此者。汲黯论匈奴来降,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况后世人心不古,非独中国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为之制,随其地远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所遣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许一贡,期限不及者不许,如此,,则朝廷既得怀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也。今来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册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谨按《汉书》,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诏从之。臣窃以为,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

  以上译言宾待之礼

 

卷一四六

  ▲征讨绥和之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不可轻动之意。”郑汝谐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犹三年而后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内治而幸边功者,皆小人启之也。”

  臣按: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高宗,商中兴之君,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虽久用而处之者有道,不至于罢敝中国,师虽远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变。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必须事出乎万全,非万全不可举也,是故于未济之初,审几而缓进,于既济之后,择人而任用。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臣按: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盖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苗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责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呜呼,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貌),戎车(兵车)既饬(整也)。四牧冘(强貌),载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狁孔(甚也)炽(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狁见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谢枋得曰:“戎车曰既饬,则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冘,则无一马不精强矣。曰载是常服,则无一衣一裳不经点检矣。”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之者,许之先发而后闻,其急如此。今狁内侵,不得已而应之,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盖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获(地名)。侵镐(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阳(言其深入为寇)。织(帜同)文鸟章(鸟隼之章),白旆(继)央央(鲜明貌)。元戎(戎车)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启行犹言发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选锋锐进,声其罪而致讨焉。直而壮,律而臧,有所不战,战必胜矣。”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谓选锋也。兵法,兵无选锋曰北。”

  臣按:《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所以然者,惟其辞直,故其气壮,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尽善。今宣王兴六月之师,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应之,其辞直矣,其辞既直,是以声罪致讨而我三军莫不怀敌忾之心,其气安得而不壮哉?辞直而气壮,而又选诸队伍之中,简其锋锐之士,使之开先启行,其旗鲜明、兵甲犀利,无一事之不尽善,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彼区区丑虏,恶足以当我之锋哉?

  其五章曰:戎车既安,如轾(车之覆而前也)如轩(车之却而后也)。四牡既佶(壮健貌),既佶且闲。薄伐狁,至于太原(地名)。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

  臣按:《汉书》严尤曰:“宣帝时狁内侵,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虻虫之螫,驱之而已。‘薄伐狁,至于太原’,叛则伐之,服则舍之,不穷追远讨也。”由是观之,可见先王之治以吾边境为限,越境而入者则治之,不及吾境者则不治焉。

  《诗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岁曰新田),于此菑(田一岁)亩。方叔莅(临也)止,其车三千,师(众也)干(扞也)之试(肄习)。方叔率(总率之)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顺序貌)。路车(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为车蔽)鱼服,钩膺(马娄领有钩而在膺有樊有缨也)鞗(辔也)革(辔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为将者也。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宣王之时,蛮荆皆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曰薄言采芑则于彼新田、于此菑亩矣,方叔莅止则其车三千、师干之试矣,又遂言其车马之美,以见军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动而无知之貌)尔蛮(荆州之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大也)老,克壮其猷(谋也)。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众也),啴啴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

  朱熹曰:“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方叔盖尝与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臣按:南蛮、北狄最为中国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师矣,北狄之寇见于经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时北有狁之征,《六月》之师是也;南有蛮荆之伐,《采芑》之诗是也。说者谓二诗皆班师时作,《六月》之辞迫,《采芑》之辞缓;《六月》以计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虽然时世不同,盛衰亦异,南与北殊俗,古与今殊时,强与弱殊势,所谓计与威不可以偏废,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壮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专,则成功不难矣。

  《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汉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顺流貌)。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陈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铺陈师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此章总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来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武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幸也)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辅广曰:“四方既平,则王国庶可平定,所谓柔远能迩也。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又见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阋则心之不安也。读此章,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厉王出居于彘,国势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则命吉甫,南征蛮荆则命方叔,至于讨淮南之夷则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驱,而一时从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国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谓幸其仅然,非以是为美也。此无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兴师以遏绝乱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汉宣帝时,先零羌杨玉叛,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对曰:“亡逾于老臣者。”上问:“当度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也)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

  臣按:充国谓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此真老将谙练之言。彼不出国门而任己意,以节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为法也。

  赵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乃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乃引兵进,召诸校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塞也)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堠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

  臣按:充国谓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此有国者驭敌之法。充国行兵,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此可以为将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击(口坚反)、幵(音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以为:“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计度)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策,欲捐、幵暗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臣按:天子之师所以诛有罪,罪有大小则诛有先后,先零首为畔逆而、幵特劫略耳,劫略夷人之常,它种皆然,不但、幵也,未尝加兵于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于暗昧之、幵,虽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国自谓其议为全师保胜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为万世帝王以全取胜之法也。

  宣帝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嘉纳其策,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至冬虏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折裂)?(寒创),宁有利哉?今诏武贤等以七月击、幵,将军其引兵并进。”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为寇,羌未有所犯,乃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欲畔,故与、幵解仇结约,常欲先赴、幵之急以坚其约,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迫胁诸小种,虏兵渐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幵之属不烦兵而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及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

  臣按:充国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彼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此数言者,真万世守边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当遵行也。

  宣帝诏武贤与充国合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其子瑀使客谏之,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计也。”

  臣按:充国所谓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此一言者万世中国保治安邦之格言。国家当全胜之时,猝有兵革之变,一以是言为主,毋侥幸于一战以中贼之计、张贼之威,必持重而不轻动,必详虑而不苟进,非在我者有必不可胜之资而在彼者有必可胜之算,断然不轻发也。

  赵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伍,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其后充国乞骸骨,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张栻曰:“汉将臣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疆固而西戎坐销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其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为后世虑,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当在其下风耳。”

  戴溪曰:“世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胜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图事揆策,因时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惟全国全军是务,此智将也;跃马抚剑,穷讨殊斗,贪前利而不恤后害,急近功而不暇远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则围而五则攻,避其锐而乘其弊,此常胜之兵也;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垂亡而复存,转祸以为福,此幸胜之兵也。勇将能效搏执之力,智将能取指纵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先计而后战,常曰‘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又曰‘兵以计为本,故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又曰‘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与夫不度彼己、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者,岂不相万万邪?”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惟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之要道焉,万世持盈守成之君所当师法者也。盖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纠集者皆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故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若夫守成之君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内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而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其于寇盗,除去其害尔,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啸聚者皆吾之民,克之虽可喜而亦可悲,胜之未必得福而败或足以致祸,在我所系者重,故其发之也不可以轻,故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自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惟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胜之兵,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之要道,万世所当师法者也。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

  臣按:班固谓汉之诸臣论驭匈奴者不过两科,和亲与征伐而已,然两科之中又各有两科焉,修文而和亲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则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则失之暴矣,然此皆视彼以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也。是故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内无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师,合内外而一之,斯其为帝王驭远之术欤。(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上)

 

卷一四七

  ▲征讨绥和之义(下)

  《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贵货易(轻也)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习也)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坏也),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

  臣按:此后世和戎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