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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按:高允谓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驯而致之之一语,是诚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为事以渐为之,用民力以递休则人不劳扰,以久为之聚财,用以渐致则价不踊贵,然非甚不得已则亦不可为也,若或见有者足以居处,姑仍旧贯可也。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成,文帝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文帝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皇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杨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独孤后之意,岂后豫以告德彝哉?盖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诚于爱民也,使帝诚心于爱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为娱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听后言赏素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民,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为君也,营一行宫固未必至于乱,而张玄素至比帝以隋炀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赐以旌其言,贤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为百世之法者,此类是也。后世昏君庸主,谏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恶之矣,此所以甘于为庸主而坐受乱亡之祸。

  贞观十一年,太宗作飞仙宫,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谏太宗作飞仙宫,其言至切,世主所当深玩。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与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营缮,不问中外,大臣皆所当知,太宗责玄龄等非也,玄龄等谢罪亦非也。使无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内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人君处仁迁义之机也,繇是而上,尧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长庆四年,波斯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敬宗虽怒,亦优容之。

  臣按:敬宗虽能优容李汉之言,而未闻其罢香亭而不构,盖其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终不能遏也。

  宋太祖开宝二年,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潺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

  苏轼曰:“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侧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洪迈曰:“宋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少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倾视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为视事临民之所,众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视所系,诚不可无也。上而朝廷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廨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则下知所趋集,上之所居有统会则下有所联束,此势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载官吏廨宇于宫阙之末。

  以上宫阙之居

 

卷八九

  ▲囿游之设

  《诗大雅灵台》篇曰:“经(度也)始灵台,经之营(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终日也)成之。经始勿亟(急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台下有囿域养禽兽),麀(牝鹿)鹿攸伏(不惊扰),麀鹿濯濯(肥泽貌),白鸟翯々(洁白貌)。王在灵沼(囿中有沼),于刃(满也)鱼跃(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谓之灵台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灵囿,台之下有囿,所以域养禽兽也。灵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为治固不可不惕厉其心,亦不可不舒畅其情,盖一张一弛非但以施之于民,藏修息游非但以施之于学,而为治亦莫不然也。故虽以文王之忧勤,自朝至于日中昃而亦必有灵台囿沼之设焉,虽然,必有文王之忧勤然后有文王之逸乐。苟徒肆情于逸乐,出于己心之嗜好,繇于左右之怂恿,拂民心而劳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于民心之乐趣而繇于己意之欲速与左右之督责,夫然则亦异于文王之所以经营者矣。臣故愿有欲为台囿以为舒畅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忧而又得周民之乐然后可。

  《周礼》: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郑玄曰:“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

  叶时曰:“《周礼》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兽,郑氏谓囿若汉之苑游,为离宫养兽以宴乐视之,如汉掖庭有鸟兽焉。尝观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无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设囿游以为宴乐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盖以一人而尊,居万乘,富有四海,安能尽绝其逸游之乐,使之坐受束缚,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乐于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开,堤防一决,则将奔突横流而不可御,将至于盘游无度、流连无厌矣,岂特囿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设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从王而为驰逐禽兽之事,惟宾客、丧祭则共其兽物而已,虽名囿游而无一语及宴游之事,郑氏以囿比汉苑、以游比汉宫、以兽比汉兽,则周之制果如汉乎?周公之作《周礼》其言囿游也止于牧兽,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乐而示之以制度之俭云。”

  臣按:《周官》囿游盖谓苑囿游观之处,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养之也。百兽者,兽非止于一,甚言其多也。所以然者,为共祭祀、丧纪、宾客三者而已,故当政事闲暇之时而为游行观省之乐,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虽曰游目以适情,然亦非纵欲而败度,是何也?盖设官以牧百兽,以为祭祀、丧纪、宾客之用,因从兽之游而寓省牲之礼。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废乎礼节,此类是也。

  《春秋》:庄公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

  穀梁赤曰:“不正罢(疲同)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

  胡安国曰:“何以书?厉民也。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去国筑台于远而不缘占候,是于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岂能独乐乎?”

  臣按:先儒谓庄公一岁三筑台,所谓及是时般乐怠敖者,则治国治家之当务荒废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萧墙之祸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鉴哉?

  成公十有八年,筑鹿囿。

  穀梁赤曰:“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孙觉曰:“《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厩之急无遗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娱哉?”

  臣按:先儒谓《春秋》前此未有书筑囿者,是后昭九年筑郎囿、定十有二年筑蛇渊囿,人君之示子孙也,可不谨哉。

  《左传》:襄公十七年,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谓收敛之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杜预曰:“泽门,宋东城南门也。皇国父白晰而居近泽门,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筑台,无益之事也,而皇国父以无益妨有益,子罕谏之而不听,此所以来筑者之讴也。人君有所兴作,虽有益之事固不可妨农,况无益乎?筑者口中之讴乃其心中之事,为人上者宜慎兴作,毋使下之人诅之于心而讴之于口,子罕谓“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岂但宋哉?则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民,其以剿(劳也)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臣按:叔孙昭子谓“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为紧切。有民者将欲举事,恒以其所作为者与民相比并权,其有无可与不可,则知所轻重缓急,而不轻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国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谓以贤受宠服)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谓丹楹)镂(谓刻桷)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嚣(华也)庶(众也)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先君庄王为匏居(台名)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不妨城郭守备之材),用不烦官府(财用不出府藏),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同)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也)之,数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于目则美,于德则不),缩(取也)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谓私欲弘侈)欲,使民蒿(耗也)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畔离也),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处也)不夺穑地,其为(作也)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末(谓余木)于是乎用之。”

  臣按:伍举谏其君之为台,而必举其先君之所为者以告之,且谓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其君之为台则民罢而财尽、谷败而官烦,举国治之,数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呜呼,伍举之言,其所以告于君何其切实而明快也哉?后世所当鉴也。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刃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盖由文王能爱其民,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又引《汤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

  杨时曰:“梁王顾鸿雁、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谓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池、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唯孟子之言,常于毫发之间剖悉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张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则子来而乐君之乐,失其心则害丧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则由夫顺理与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怀不敢自乐之心,则足以遏人欲矣;常怀与民偕乐之心,则足以扩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问,而举文王与民偕乐与夏桀结怨奉己二者并言,使其自择焉。与民偕乐者,君既得己之乐而民亦得民之乐,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己,何乐如之?若夫独乐己之乐者,夺民衣食之资以为之财用,占民耕艺之土以为之台池,己则乐矣,乐而及于鸟兽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则怨,怨之不已则叛,则民之所以苦者将移于我,而我之所以乐者将为他人有矣。为人上者盍鉴文王之所以兴,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鸟兽之所。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然不欲驰务于稼穑场圃之中,故度闲旷之地以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欤。礼,入国而问禁,国外百里为郊,郊外有关。阱,坎地以陷兽者,言陷民于死也。”

  张栻曰:“意齐王欲广其囿,谀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岂崇囿如此?盖其蒐田所及,民以为文王之囿耳,以刍、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设禁阱民者人欲之私,与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囿之设而公私、义利于是乎在,天理、人欲于是乎分,为人上者,于凡举措可不谨哉。

  汉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寿王奏事,武帝大悦称善。时东方朔在旁,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旗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瑀(古仰字)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即蛙字)、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武帝乃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寿王辟地为上林苑,东方朔谏,帝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夫听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与之爵与金,是买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辞而不复言,譬则狗焉嗥于主人之侧,投以一脔,俯首帖耳逝矣。

  灵帝光和三年作罼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谏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采刍牧皆悉往焉。先帝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今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若保赤子之义,宜惟卑宫、露台之意以慰民劳。”帝欲止,侍中任芝、乐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王四十里人以为大,今与百里共之,无害于政也。”帝说,遂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经、《语》《孟》亦可谓正矣,邪说之害,至五经、《语》《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见在乎人,小智奸识谓圣人之心与我何异哉?则五经、《语》《孟》虽存乎世,而窾言横议亦傍缘而作,非人君明哲,心与正会,则不能昭其诬罔,设或主意违道,则窾言横议入之犹水赴谷矣。尧舜为天下得人而夺国者用以为名,汤武顺天革命而代君者取以借口,胤侯征羲和而讨不附己者资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夺其主者托焉,五就汤五就桀非为利也而求富贵利达者以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为己也而手刃同气者以为圣人与我同志也,曰公刘好货则掊克聚敛不知纪极,曰召公辟国则穷兵远讨无有休息,曰省耕敛助不足则出钱贷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兴滞用则置官畜货而自为市,依倚外患、胁制人主以饕富贵而自比于惠、连之降志辱身,废法任情、肆行无道以专宠利而自比于仲尼之无可无不可,遂使诋訾儒术者举是以为笑,曰五经、《语》《孟》殆亦奸宄之囊橐耳。彼乐松、任芝所以欺灵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诮也,或曰然则何以正之?曰奸人之假托经义以文其说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乱,正心诚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亲贤、问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笃志励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难守,则郑自郑、雅自雅,杲日中天,万象毕照,辨言安得而乱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托经义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听其言而从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岂非快其所欲哉?臣之愚君得罪于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则得罪于天、得罪于圣经、得罪于师父之教,其不君也哉。

  隋炀帝大业元年,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海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花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以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炀帝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臣按:炀帝于元年始即位即为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于江都,一时恣情游乐之地,今则荡为荒烟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书之史册者昭昭在人目睫间,秽污简牍、遗臭万世者恒如在然。呜呼,人生几何,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苦为此不道之事以劳生民之力、费天下之财而贻后世之笑哉?

  以上囿游之设

 

卷九○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襞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皆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誌定、天下治矣。”

  丘富國曰:“十三卦製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羲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臣按:先儒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衣裳之製始於黃帝,備於堯、舜。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像也,日月以下是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之官)掌王之五冕(袞冕、闇冕、毳冕、絺冕、玄冕),皆玄冕朱裏(玄表朱裏)、延(即冕之覆在上者)、紐(小鼻也,綴於延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采絲為繩,如繅,以貫玉,垂於延之前後各有十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玉笄(以玉為笄)、朱紘(以朱為紘,綴笄兩端結於頷下)。王之皮弁(視朝之服),會五采(結五采玉)玉基(即五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為之)、玉笄。王之弁絰(吊服),弁而加環絰(纏而不糾)。

  王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

  臣按:先儒謂冕服有六而雲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袞可知矣,大裘與袞同一冕也,此所謂五冕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祭服;凶,喪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享食賓客)、射(與諸侯射)則牴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則玄冕。凡兵事,韋(謂革之熟者)弁(冠也)服;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甸獵冠服);凡凶事,服弁(喪冠)服;凡吊事,弁晙服;大紥、大荒、大災,素服。

  吳澂曰:“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凶、吊之事。”

  臣按:《虞書》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為天子十二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諸侯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吳澂曰:“大裘者,黑羊裘,服之祀天,示質也。良裘者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謂人功治之者。”

  臣按:用裘以為祭天之服,蓋反古始也。天地生人之初,未有織絰,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有絲枲之事。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履曰屨),為赤舄(複屨曰舄),黑舄赤曌(縫中紃也),黃曌,青句(當作絇),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吳澂曰:“言屨必言服,服各有屨也。吉服有九舄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其下白舄、黑舄。絇為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也。”

  臣按:所謂凡四時之祭祀以時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喪祭則用素屨、葛屨,皆隨時之宜。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深也)延(冕上覆也)、龍卷(與袞同畫龍於衣)以祭。

  陳澔曰:“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

  馬耇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臣按: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孔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臣按:此天子服皮弁之禮。《論語》:子曰:“服周之冕。”

  何晏曰:“黃帝作冕,其製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湛《三禮圖》雲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朱熹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製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不為侈,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製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為過也。夏、商之製雖不可考,然意必有未備者矣。”

  臣按:冕自黃帝以來已有之,至周而其製始備,先儒謂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後漢誌》: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筒為述(駁犀簪導),乘輿所常服。《隋誌》: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臣按:《晉誌》雲:“通天冠本秦製,前有展筒,冠前加金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又《通典》謂宋加黑介幘,齊加玉簪導,梁加冕於上,為平天冕。意所謂通天冠者,先戴之於首,然後加冕於其上歟。至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戴此冠則服絳紗袍。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靴,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鐶。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為常服。臣按:天子服黃始於隋,後遂因之以為常。

  《唐誌》:太宗常以襆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采古製為翼善冠,自服之。

  臣按:翼善冠,天子始以為常服,後尋廢不用。至宋淳化二年,詔檢討翼善冠製度及所用衣服,自是遂常服之。

  《南齊輿服誌》: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為天衣。臣按:此後世袞衣之製。

  《宋誌》: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禦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製,其間所謂大裘冕者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繪代之,或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袞襲之,或者又謂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兩不相戾,訖無定論。夫祀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焉。今既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製禮本乎誠,惟專一其內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製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製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羹不可以眾味和,《雲門》《鹹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複先王之製、祖宗之法。”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仿古製,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嚐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製雖曰華而不為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製,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以上冕服之章

  ▲璽節之製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

  臣按:璽之名始見於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林堯叟曰:“璽,印也,印書追公冶而與之。”

  臣按: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二字始見於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製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顏師古曰:“符謂諸印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胡寅曰:“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非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後世之璽,以亂亡喪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哉?”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並六國,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即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厥後平帝崩,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王舜迫太後求之,出璽投地,刓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永寧之後為劉石所得,後複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後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後始自突厥奉璽歸於唐。朱溫篡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嚐考之,其璽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為受命璽,得其璽也遂傳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為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於天,必有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於其德而顧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丘,肉袒負於軹道,烏在其為壽且昌哉?繇是觀之,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有與無何足為國重輕哉?

  蔡邕《獨斷》雲: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臣按:此漢天子璽之製也。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征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漢朝六璽之製,後世率遵而用之。《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臣按:璽古上下通用,至秦始專以為天子印章之稱。

  《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就次發璽不封。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台。”臣按:漢之符節台,即今尚寶司,此設官之始。

  漢製,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台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則在前漢已有符璽郎矣。說者謂符璽令總符璽郎,又趙堯為符璽禦史,則符璽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璽”。

  臣按:此文疑乃魏文帝所受於漢獻帝以禪位者,但其旁所刻文有少異,然說者又謂璽至晉為劉石所得,尋複歸東晉,傳宋、齊、梁、陳以至於隋,不知孰為真物也。

  唐製,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

  臣按:此唐朝璽製。

  唐製,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禦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製,今製為尚寶司專司寶璽及金牌、牙牌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填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疏內、銓曆任三代狀用之;二曰“禦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為寶。

  高宗中興,禦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禦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又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詔書之寶”。

  臣按:此宋朝寶璽之製。

  哲宗元符元年,鹹陽縣民段義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為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並,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嚐以送晉,而璽於是乎亡矣。謂晉果紿得璽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妻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梁亡歸於後唐,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毀於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托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複得之鹹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曰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其後徽宗複製二璽,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曰‘範圍天地,幽讚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二寶與受命寶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責而征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於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而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

  元至元三十二年,禦史中丞崔彧得實迪妻所售玉印,監察禦史楊桓辨之,以為秦璽,進之。

  臣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皆此璽也,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複歸江左,其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曆晉暨陳複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於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則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證以為秦璽,考璽在漢為元後所擲,螭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元人所得於實迪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鹹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皆明明有征驗,非虛言也。萬一有以秦璽尚在為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以上寶璽)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臣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漢製,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橐佗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印製,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製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群臣印章之製。今製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以上古今臣下印章之製。(以上印章)

  《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蔡沈曰:“小臣之有符節者。”臣按:符節,小臣皆有之,蓋自周則已然矣。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五等諸侯之國)者用玉節,守都鄙(公、卿、大夫采地)者用角節(“角”當作“管”)。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飾也)簜(竹也)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察也)則不達。

  鄭玄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必有節者,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爾,傳謂所齎操及所適。”

  吳澂曰:“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為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以牝牡相合為驗也。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修睦,為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為行道之信。金為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為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門關則王畿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及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合之者也,璽節者加印璽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析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以防奸私而輕重為不等也。”

  臣按:節者,古人為符契,牝牡二者以相合,各持其一以相驗信者也。凡乘傳者必有節,如今世符驗之類。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猶至也)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鄭玄曰:“叩關,猶謁關人也。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臣按: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謂有文書自外入者則以節傳納之於內,有文書自內出者則以節傳出之於外,後世設人以傳送公文者本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鄭玄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

  臣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但掌節所掌者是主天子之節為言,而小行人之所達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者耳。考漢世有所謂銅虎符,以金為之,是即虎節之屬;竹使符以竹為之,是即旌節之屬。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玄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雲三節也。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治事處,外謂其室及官府。”

  臣按:三代以前人君召臣皆必有節,非但在遠,則雖在朝廷、官府、居室皆用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臣按:此所謂節,蓋用圭玉以為節爾,非別有一物也。注謂:“節,信也,用圭以表信,故為之節焉。”昭公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

  孔穎達曰:“《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簜輔之。杜子春謂以函器盛此節,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臣按:以玉為節,春秋之時皆用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得虎符以解趙圍。漢高後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

  臣按:此古人以符節發軍者,其後武帝時又使光祿大夫範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是古人發兵不但有符又有節也。《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

  臣按:《說文》:“符,漢製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其後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製蓋始於漢也。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呂祖謙曰:“漢製,諸侯不得自發兵。魏勃曰‘非有漢虎符驗’,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臣按:與郡守為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

  臣按:節之為製,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毛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袁盎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則是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出使外夷,則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隨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複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

 

卷九一

  ▲舆卫之仪

  《易》:坤,为大舆。吴澂曰:“为大舆,三画虚,所容载者多也。”坎为水,为矫,为弓轮,其为舆也为多眚。

  徐几曰:“阳在阴中,抑而能制,故为矫,为弓轮。矫者矫曲而使之直,者直而使之曲也。弓盖二十八,所以蔽其车之上轮;辐三十六,所以载其下弓。舆、轮皆矫之所成也。”

  吴澂曰:“其于舆也为多眚者,谓有险难而多阻碍也。盖行于险道,不若坤舆之行于平地者易且安也。”

  臣按:先儒谓《易》取坤象称舆,本之《剥》上九爻。盖《剥》卦五阴,承载上九之一阳,如人之在车上。《坤》六画皆阴,其象为虚,虚则承载为多,故为大舆,而坎之为卦则中虚,虚中而实外,故有矫爇为弓轮之象。是则车舆之作,其所取象者大矣。古人谓天为盖、地为舆,圣人告颜子以四大之礼乐,而于殷独取其辂,则车舆之为用岂小也哉?

  《书顾命》:大辂在宾阶(西阶也)面(南向也),缀辂在阼阶(东阶也)面,先辂在左塾(门侧堂也)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

  蔡沈曰:“大辂,玉辂也;缀辂,金辂也;先辂,木辂也;次辂,象辂、革辂也。王之五辂,玉辂以祀不以封,为最贵;金辂以封同姓,为次之;象辂以封异姓,为又次之;革辂以封四卫,为又次之;木辂以封蕃国,为最贱。其行也,贵者宜自近,贱者宜远也,王乘玉辂,缀之者金辂也,故金辂谓之缀辂,最远者木辂也,故木辂谓之先辂,以木辂为先辂,则革辂、象辂为次辂矣。”

  吕祖谦曰:“此非特盛弥文而彰备物,天位峻极,幄座靓深,宝镇烨华,车辂峙列,入其庭肃然起敬,惧不克承,委重投艰之意,不言而已传矣。”

  臣按:王朝之辂,不但巡行以驰于道路之间,而于朝会之间亦陈列之于殿廷,以盛弥文而彰备物焉。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掌公共汽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玉饰其末),锡(马面当卢刻金为之),樊(马大带)缨(马鞅也)十有再就(以五采罽饰之,十有二匝),建大常(旗上画日月)十有二斿(旗上缀十二斿),以祀(用祀天地);金路(金饰之),钩(当马胸,金为之),樊缨九就,建大(画交龙),以宾,同姓以封;象路(用象齿为饰),朱,樊缨七就,建大赤(通帛之旗),以朝(用以视朝),异姓以封;革路(挽之以革而漆),龙勒(以龙文饰马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读为剪,浅黑色)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

  刘彝曰:“玉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辂者,欲王之奉祭祀,虽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朱熹曰:“辂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为用也贱矣;运用震动,任重致远,其为物也劳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为费也广矣。贱物而贵饰之则易坏,费广而又增费之则伤财,此周辂之所以为过欤。”

  臣按:周人尚舆,既于冬官设舆人等官掌作车之事,而又设巾车之官属于春官者,盖春官掌邦礼,礼必乘辂,辂必有其饰,巾者设饰之物也。辂而谓之金、玉、象者,用以饰其末尔,非纯用也。

  王之丧车五乘,木车(不漆者,始遭丧乘之)、素车(垩以白土,卒哭乘之)、藻车(垩以苍土,既练乘之)、駹车(边侧有漆,大祥乘之)、漆车(黑漆车,既禫乘之)。

  臣按:此王有丧所乘之车。

  《考工记》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郑玄曰:“轮象日月,以其运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贾公彦曰:“天之列宿二十有八,而盖弓之数象之。”

  王昭禹曰:“盖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体之圆;轸在下以载乎上,故象地体之方。圣人乘焉以位乎其中,则三才之道备矣。”

  郑樵曰:“圣人作车,圜而为轮,方而为舆,曲而为辀,皆有制度。轮以运、舆以载、辀以服,三者备然后行。毂以利转,辐以直指,牙以固抱,毂以受轴,大穿为篆,小穿为轵,轴近毂为股,近牙为骹,股入毂中为菑,骹入牙中为蚤,牙之材或谓之渠或谓之,此轮之制也。两出式者较,较下横木者式,之植者轵,式之植者封,舆后横木曰轸,式前横木曰轨,此舆之制也。三马之辀适当伏兔,围在前持衡为颈围,在后承轸为踵围,此辀之制也。轮之中有轴,舆之下有跂,辀之前有衡,轴末有彗,助辐曰辅,舆间横木曰轸,系木乘舆曰复,大车辀端曰籞,小车辀端曰軏,其制虽《考工记》无所见,要之阙一不可。”

  臣按:先儒谓《易》言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备三才之道者莫如车,故有六等之数,盖之圜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阴阳,轸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刚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义,车六等之数所以法《易》之三才六画如此。先儒谓一器而工具之,盖以一车之作,有轮人、有舆人、辀人也。车之为制不止三者,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盖察车自轮始作车始于舆而造车以辀为难故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亶,杂白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旞,析羽为旌。郑玄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绛。”

  陈祥道曰:“旗,期也,言也众期于下。”

  朱申曰:“大常画日月者取天道之运也,画龙者取君德之用也,亶用通幅绛帛所谓大赤也,物则内幅以绛、外幅以白也,旗画熊虎取其猛毅也,画鸟隼取其挚速也。”

  臣按:司常九旗,惟大常者天子之所建,其余则自诸侯以下皆得建之。所谓大常者,非但画日月于其上,则凡人臣之有功者皆铭书之焉。

  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旗上有弓)枉矢(上画枉矢)以象弧(星也)也。

  郑玄曰:“交龙为旗,大火,苍龙宿之心,其属有九星。鸟隼为,鹑火,朱鸟宿之柳,其属七星。熊虎为旗,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龟蛇为,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

  臣按:疏家谓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谓臣下,以其九、七、六、四不与臣下命数相当故也。若臣下则皆依命数,然天子以十二为节,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

  《礼器》曰:大路繁(马腹带)缨(鞅也)一就(五色一匝曰就),次路繁缨七就。

  陈澔曰:“殷世尚质,其祭天所乘之车木质而已,无别雕饰,谓之大路。繁缨在马膺前,染丝而织以为罽,繁与缨皆以此罽为之。车朴素,故马亦少饰也。大路,路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辂也,供卑杂之用,故就数多。”

  《郊特牲》曰:大路繁缨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陈祥道曰:“《礼器》与《郊特牲》言大路繁缨一就则同,其言次路繁缨五就、七就则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杀以两,反此而加多焉。盖亦以两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则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书》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则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岂一车邪?”

  臣按:所谓就者言路马之饰也,《周礼》巾车言樊缨,《礼记》《左传》皆作繁缨,有一就、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别,《左传》所谓“斿缨昭其数”者,此也。

  《明堂位》曰: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郑玄曰:“鸾,有鸾和也;钩,有曲舆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孔颖达曰:“此明四代之车,其制各别。”

  臣按:车之言路者,先儒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为号,门曰路门、寝曰路寝,故车亦谓之路车焉。

  《春秋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曰:“君人者将昭德(昭明善恶)塞违(闭塞恶邪)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大路昭其俭也,斿(旌旗之斿)缨(在马膺前)昭其数也,锡(在马额)鸾(在镳)和(在衡)铃(在旗)昭其声也,三辰(日月星)旗旗昭其明也。”

  杜预曰:“大路,祀天车也。”

  臣按:路之大者以木为之,则行礼以俭为德于是乎昭矣。周人饰以金玉,岂所以昭其俭朴之德而塞其邪侈之恶也哉?然德固先乎俭也,然亦不可过于固而陋焉,于是乎有繁缨以为之文饰、有鸾和以为之音节焉。

  《论语》:子曰:“乘殷之辂。”

  朱熹曰:“商辂,木辂也。辂者大车之名,古者以木为车而已,至商而有辂之名,盖始异其制也。周人饰以金玉则过侈而易败,不若商辂之朴素浑坚而等威已辨,为质而得其中也。”

  臣按:先儒谓商尚质,亦有过于质者,惟商之辂则得乎质之中,此圣人所以斟酌其制以答颜子为邦之问也。为邦之道,大经大法非止一端,此特其制度中之一物耳,举此一物为准以例其余,使其推类以尽之。盖为治之道非发政施令之为难,政以酌古准今之不易也。

  秦金根车,用金为饰,谓金根车而为帝轸,又以辇为人君之乘。《宋志》曰:“周则玉路最尊,秦汉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

  臣按:后世人君所乘车谓之辇始于此。盖古以人牵为辇,秦始皇去其轮而舁之,汉代遂为人君之乘。

  汉王居黄屋(以黄缯为盖)左纛(毛羽幢也),鸾旗在前,属车在后,翠凤之驾,旌旗车,旄头先驱,骖乘。

  汉制,乘舆大驾备车千乘、骑万匹、属车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仆、大将军参,祀天于甘泉用之。

  《三辅黄图》: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法驾、有小驾,大驾则公侯奉引、大将军骖乘、大仆御,属车八十一乘作三行,尚书、御史乘之最后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为省中,备千乘万骑出长安,祠天于甘泉备之。

  叶梦得曰:“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杆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

  臣按:卤簿之名始见于此。

  《后汉志》: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乘车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故《易》震乘干谓之《大壮》,言器莫有能上之者也。自是以来,世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

  臣按:《大壮》之象,乾刚而震动,车之器似之,此《汉志》所以有莫能上之说也。其九四爻又有“壮于大舆之复”之象,先儒谓复与辐同,车之要处也,车之败常在折辐,辐壮则车强矣,壮于复谓壮于进也。盖以车之为器,一器而群工聚焉,所以任重致用,非壮大而刚健不能进,进而不已也。

  汉制,乘舆金根、安车、立车。

  蔡邕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各驾四马,是为五时副车。又有戎立车,以征伐。三盖车名耕根车,一名芝车,亲耕籍田乘之。凡乘舆车皆羽盖、金华瓜、黄屋左纛、金鍐、方犵、繁缨、重毂、副牵。”

  臣按:此汉一代车辂之制。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毕、车马之众盛矣,皆安居而不哗。人君举动必以扇,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礼仪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为慎重也。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其声容文采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一曰供奉仗、二曰亲仗、三曰勋仗、四曰羽仗、五曰散手仗。

  臣按:汉制每大朝会必陈乘舆法物于庭,谓之充庭车。唐凡羽葆、华盖、旌旗、毕、车马之类皆备,不止以车充庭而已。

  凡天子之车,曰玉辂者,祭祀、纳后所乘也,青质玉饰末;金路者,飨、射、祀还饮至所乘也,赤质金饰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黄质象饰末;革路者,临兵、巡守所乘也,白质鞔以革;木路者,綍田所乘也,黑质漆之。五路者重舆,皆有副。耕根车者,耕籍所乘也,青质,三重盖;安车者,临幸所乘也,金饰,重舆;四望车者,拜陵、临吊所乘也。又有属车十乘,一曰指南车、二曰记里鼓车、三曰白鹭车、四曰鸾旗车、五曰辟恶车、六曰皮轩车、七曰羊车,与耕根车、四望车、安车为十乘,行幸陈于卤簿则分前后,大朝会则分左右,后又加黄钺车、豹尾车,通为属车十二乘。

  臣按:此唐一代车辂之制。

  唐制,辇有七,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舆有三,一曰五色舆、二曰常平舆、三曰腰舆,大驾卤簿先五路以行。

  臣按:三代以前车辂皆以马驾之,周有辎车即辇也,古谓人牵为辇,始皇以为人君之乘而以人舁之,至唐其制始大备。

  天子将出,太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庭,侍中奏请中严,有司陈卤簿诸位,以次陈殿庭。既外辨,太仆卿升,执辔,乘舆以出,天子升路,太仆卿授绥,黄门侍郎前奏请发,鸾驾动,警跸,鼓传音。玉、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车,有指南、记里鼓等十二乘,舆有相风、行漏、腰舆,辇有大辇、方辇、小辇,以旗计者二十有七,有青龙、白虎、辟邪、应龙之类,以队计者七,有青游、朱雀、步甲、持钑之目,以兵计者自金吾、果毅、丱飞至衙门左右厢,凡大驾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为二十四队,列为二百十四行。仗则有黄麾仗、细仗、仪刀仗、殳仗,卫则有亲勋、翊卫、散手卫,仪物有曲直华盖、六宝香灯、大伞、雉尾、障扇、花盖、朱画团扇之属,戎器有钑、戟、弓箭、横刀、槊、仪刀、班剑、黄钺、楯、、弩、黑鍪甲之属,服饰有平巾帻、绯裤裆、大口袴、朱绿祼、绶纷、武弁、朱衣、革带、赤綦袄、紫诞带之属,鼓吹有㧏鼓、金钲、大鼓、长鸣、铙鼓、太横吹、笛、箫、觱篥、大角之属,凡五部七十五曲。

  臣按:此唐朝卤薄之制之大略也。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旧,其殿廷之仪则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细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会、大庆册、受贺受朝则设大仗,月朔视朝则设半仗,外国使来则设角仗,发册受宝则设细仗。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天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用之。

  周必大曰:“宋承五季抢攘之后,卤簿踳驳为甚,于是知制诰范质、张昭等正其缪盭,参定典制,已而礼仪使陶谷奉言,金吾诸卫将军暨押仗、导驾等官服皆以紫,于礼未称,请按《开元礼》咸用绣袍,至若执仗之士旧服五色,请以黑为先,而青、赤、黄、白以次分列,用协五行相生之序。凡马步仪仗总万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纻絁绣文代采画之服。稽诸《会要》,始造于乾德四年而告备于开宝三年,越明年谒款圜丘实始用之,想夫槊前驱,五路增副,里以鼓记,车以南指,鸡翘、豹尾夭矫婀娜,公卿、执事前导后陪,细仗、大角壮其容,幰盖、伞扇备其饰,此治世之巨典、华夏之伟观也。”

  臣按:此宋朝仪仗之制,其用人之数,大驾卤簿总用二万六千一人,法驾三分减一,鸾驾又减半,黄麾仗又减于鸾驾。

  以上舆卫之仪。臣按:昔人谓綦天下之贵一人而已,是故环拱而居,备物而动,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书》载弁戈冕刘、虎贲车辂,《周官》旅贲“王出入执盾以夹王车”,朝仪之制固已灿然,降及秦汉,始有周庐陛戟,卤簿金根大驾、千乘万骑之盛,历代因之,虽或损益,然不过为尊大而已。虽然,臣窃以为此岂特为尊大而已哉,亦所以为慎重也。慎重则威严,威严则肃恭,天子之尊肃恭于上,则环列乎左右者不敢有怠惰之容,拜伏于远近者不敢兴干犯之念,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而耸万姓之瞻仰,端有在于此矣。

 

卷九二

  ▲历象之法(上)

  《易贲》之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程颐曰:“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

  臣按:日月星辰,象之悬于天者也;寒暑阴阳,气之运于天者也。日月星辰、寒暑阴阳虽若有常也,然亦有时而不常,虽若齐一也,然亦有时而不一,故圣人既运其心目之力以察其随时之变,又创为历象之器以定其变动之时。

  《革》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程颐曰:“水火相息为革,革,变也。君子观变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易,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也。夫变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着莫如四时,观四时而顺变革,则天地合其序矣。”

  朱熹曰:“四时之变,革之大者。”又曰:“泽中有火,水能灭火,此只是阴盛阳衰;火盛则克水,水盛则克火,此是泽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时改革的意思。君子观这象,便去治历明时。”

  欧阳修曰:“《革》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圣人必以历言者,盖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历。”

  臣按:治历明时为治之要务,自昔圣帝明王莫不以此为先焉。盖时行于天而有自然之运,历为于人而有已然之法,然天之运惟其有常也,故一日之间则有昼夜、一月之间则有朔望、一年之间则有分至,然昼不常昼,昼革而为夜,夜不常夜,夜革而为昼,以至于朔望、分至莫不皆然。治历者随其常而顺其变,即历数以推之,顺时气以察之,则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者,皆可以明之矣。

  《大传》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胡一桂曰:“象谓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臣按:天之道不言而信,其于人也有一气感通之理,故其于人君也恒仁爱之而有告戒之道焉。然其所以告之者,岂谆谆命之哉?垂象以示之而已。象之循度则有吉之兆,象之失度则有凶之形,圣人者心与天通,目睹乎天所见之象,心悟夫天所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之修于身敏德而迁善,繇是而形之天下国家,使之趋吉而避凶、去恶而从善,无非因天之象以神道而设教者也。

  《书》:乃命羲和,钦若(顺也)昊(广大之意)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朱熹曰:“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历所以纪数之书,象所以观天之器。日,阳精,一日而绕地一周;月,阴精,一月而与日一会;星,二十八宿,众星为经,金、木、水、火、土五星为纬;辰,以日月所会分周天之度为十二次也。人时谓耕获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关也。”

  臣按:先儒谓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万事莫不本于此。盖为治之道在岁,周于上而天道以明,统正于下而人纪以立,苟天道不明则时序错乱、岁月无纪,官府修为失其先后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于羲和,而羲和之职掌必先于历数,有历以纪其数、有象以观其运,则日月之运行、星辰之次舍,运于天者有常行,验于人者有常法,则官政民庸无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岂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朱熹曰:“期犹周也。岁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岁之常数也,故日与天会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为气盈,月与日会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为朔虚。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故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有九岁七闰则气朔分齐,是为一章也。”

  臣按:先儒谓岁无定日、闰有定法,期、闰、岁三字为此一节之大要。期者一岁之足日也,岁者一岁之省日也,闰者补三岁之省日凑为三岁之足日也。盖无闰则时不定,时不定则岁不成,三年不闰则差一月而以正月为二月,九年不闰则差三月而以春时为夏时,寒暑反易,岁序不成矣,此治历之法所以以定闰为先也。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专省德政,故历政修明)。

  朱熹曰:“在,察也。美珠谓之璇,玑,机也。以璇饰机,所以象天体之转运也。衡,横也,谓横箫也。以玉为管横而设之,所以窥玑而齐七政之运行,犹今之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运行于天,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摄位,首察玑衡以齐七政,盖历象授时所当先也。”

  臣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日月星辰运行于天,所谓天文也,然其行也,有迟有速、有顺有逆,岂非其变乎?然其变之不齐,非有器以察之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则亦不可得而齐也,是以帝世有玑衡之设焉。以璇为机而用以运转,是之谓玑;以玉为管而横置其中,是之谓衡。运其机轴而使之转动,窥其箫管而用以测度,则天文之齐不齐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皆循其轨,五星不失其次,则吾德政之修于此可见矣;日月之或有薄蚀,五星之或有变动,则吾德政之阙于此可见矣。因在器之天而观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则天人合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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