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培中文


  《祭义》: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

  吴澂曰:“年即齿也。四代之所贵虽有不同,而其尊尚年齿则一,盖年齿之可贵于天下,历四代至于今不变,故曰久矣。尚齿之弟,次乎事亲之孝也。”

  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军旅,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颖达曰:“上文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则孝之次也。孝弟之道无处不行,故众行孝弟虽死不舍也。”

  吴澂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视效,故先朝廷。道路,民所行之处;州巷,民所居之处;獀狩者,用众于内也;军旅者,用众于外也。义谓所宜行,众人以此孝弟为所宜行者,故宁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袒衣)而割牲(制牲体为俎实),执酱而馈(进食也),执爵而酳(食毕以洁口),冕而总干(总持干盾立于舞位),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太学来者也。

  郑玄曰:“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方悫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以贵老,所以教弟也。由太学来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太学来也。”

  臣按:天子行养老之礼则下之人化之,虽以乡里闾巷之间,莫不皆以齿序为尚也。是以人之年老者虽耄耋困穷,人知上之所敬在此也,莫不尊奉敬养之而不敢遗弃,举斯心而推广之,至于强不犯弱、众不暴寡,皆自人君养三老五更于太学中来也,此无他,本孝弟之心之所推尔。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二曰养老。《夏官》:罗氏,中春罗春鸟(蛰而始出者),献鸠以养国老。

  臣按:天子之养老有二,有国老、有庶老,贵胄谓之国子则贵而老者谓之国老,贱者谓之庶人则贱而老者谓之庶老。罗氏献鸠以养之者,国老也;司徒以保息养之者,庶老也。

  汉明帝永平二年,帝帅群臣养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服都鸑大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爇,祝鲠在前,祝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

  中元元年,又行此礼,乃下诏曰:“眇眇小子,属当圣业,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而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爇,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马端临曰:“古人养老之礼有养于乡者,所谓五十养于乡,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于东序是也;有养于国者,天子视学,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执酱亲馈,执爵亲爇是也。汉初,每乡及县皆有三老,岁首则使人存问,赐以束帛酒肉,或赐以爵,乃古人养于乡之意,而国学养老天子亲讲之礼,则至东汉始行之。”

  臣按:养老之礼则自有虞氏以来有之,至周而礼始备,其养老也,天子视学,合乐而行之。春秋、战国此礼不行也久矣,至汉明帝始行之,历魏晋至北朝往往举行,唐《开元礼》虽有其仪,考之史未见其行也。盖帝王之世以孝弟为治,老者近于父,长者近于兄,故设为视学养老之礼,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上之人以孝弟帅先天下之人,使之皆归于亲亲、长长之化,无一人而不亲其亲而孝、不长其长而弟,礼教日明,风俗日厚,天下岂有不治平者哉?

  以上躬孝弟以敦化

 

卷八○

  ▲崇师儒以重道

  《周礼》曰: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

  叶时曰:“大宰系民之九两,司徒安万民之六俗,而皆以师、儒行乎其中,诚以师道不立则天下无善人,儒道不立则天下无正学。”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无师儒之功,然师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后可以立规矩于一时,垂楷范于后世也。彼异端众技亦皆有师,然师不以儒,儒不以道,岂足以系天下之心而联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以有志于三代之英,而徯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为师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

  《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陈澔曰:“严师如《孝经》严父之义,谓尊礼严重之也。无北面,不处之以臣位也。”

  方悫曰:“严即尊也,严师即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贵而师匹夫之贱,以四海之富而师环堵之贫,此严师所以为难也。严师者,人严之也,人严其师则师道严矣。师所以传道,故师严然后道尊;学所以为道,故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以神言之,故为尸则弗臣;以道言之,故为师则弗臣。”

  《大戴礼》:武王践阼,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王齐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东,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不志”、“殷监不远,视尔所代”。几铭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䌷,口戕口。”鉴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盘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牖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事皇天,敬以先时。”剑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分。”

  朱熹曰:“周武王践祚之初,受师尚父丹书之戒,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退而于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铭焉。今其遗语尚幸颇见于礼书,愿治之君、志学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于师尚父欲有问焉,则以师礼尊之而不敢处以臣位,而师尚父知道之在己也,亦不敢轻屈其道,必以师道为尊,忘其身之为臣而君之为君也。君忘其身之为君,以道在臣也;臣忘其身之为臣,以道在己也。古之圣君其尊师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为不如是则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则无以为治,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则又惕然恐惧而推演之以为铭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于目、每存乎心而将以施之天下国家,而为子孙千万世之贻谋也。此无他,予之者不轻,受之者知重,知所以重则不轻视之,而兢兢业业,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铭凡十有四,今摘其辞语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辅相世代,君长人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达,通也,盖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说盖以德言之也,今齐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于齿德乎?”

  又曰:“达尊之说,达,通也,三者不相值则各伸其尊而无所屈一,或相值则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圣耆老而祇奉嗣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齿德加焉,至论辅世长民之任,则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为屈伸以致崇极之义不异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齿也,盖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则不及于乡党,施于乡党者则不及于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于心、充于身、行于家、推于乡党而达于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子思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师弟之间意见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类也)德齐莫能相尚(过也),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程颐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也,为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为之君,大有作为非常之君也。先从受学师之也,后以为臣任之也。所教谓听从于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谓己之所从学者也。”又曰:“此章见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而以贵德尊士为贤,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辅广曰:“天地交而后万物遂,上下交而后德业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贤,惟知恃势以骄贤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谄时君,上日骄而下日谄,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与业涣散而无成,天下日趋于乱,而世俗犹以孟子为迂阔,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于天,德得于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贵贱少长而有异也,但所禀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后,故齿之长者先得之,禀之厚者全得之,我虽有之然或有所未尽,故于其齿之长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乐之而不敢疏,惟恐彼之不我亲、不我告而我终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则吾拥是虚器于臣民之上,则人将有负乘之讥彼其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业而贻厥子孙之孙谋欤?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乐道,而敬夫黄蒨之老、老成之贤,必先学焉而后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乐道如此,则凡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孰不敬贤而重道哉?(以上尊敬师儒)

  《檀弓》: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郑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为之谥也。”

  陆佃曰:“据《左传》所录,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修《春秋》之辞也,今记修之如此。”

  陈澔曰:“作谥者先列其生之实行谓之诔,大圣之行岂容尽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无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伤悼之意而已耳。称孔丘者,君臣之辞。”

  臣按:此后世追谥孔子之始。盖孔子儒教之宗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自哀公诔之之后,后世帝王屡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汉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诗》《书》之主,得天下之初其于他神不见有所尊敬,而于孔子独以太牢之礼祀焉。盖孔子万世帝王之师,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为之起敬,盖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汉四百年之治所以几于三代者,盖祀鲁一太牢之效耳。

  元帝时,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后。臣按:后世封孔子子孙俾奉其后者始此。

  梅富上书于其君曰:“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以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平帝元始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臣按:此孔子谥宣之始。光武建武五年,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东巡守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学校未尝不以祀礼为先也,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祀于过鲁之日,武帝兴学校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明帝行乡饮于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独崇宣圣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作六代之乐,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当时儒学之臣能以古人释奠之礼而推广之,则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时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年祀渐远,灵光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谥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谒孔子祠。既奠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敬之礼。”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师,得无拜之。”即拜奠于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圣,途之人犹知之,岂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异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则配乎天地,如以功则贤于尧舜。斯臣也,当周太祖时以拜孔子为不可,则当石高祖时必以拜契丹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国家所患莫甚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其君不得闻大道,浅俗之论易入,义理之言难进,人主功德高下一系于此,然则学乎学乎,岂非君臣之急务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帝服靴袍,诣庙酌献,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家属陪列。初,有司定仪止肃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谥曰“玄圣文宣王”。先是,诏有司检讨汉唐褒崇宣圣故事,初欲追谥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帝号。”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图》及《庄子》之言,加以玄圣,其后又以犯圣祖讳改至圣。

  臣按:宋真宗幸阙里奠孔子,有司定仪注止肃揖,帝不从,特行再拜礼,可谓知礼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靴袍,况其所以至圣人之居者乃为封禅之故,非诚也,其所加谥者用纬书异端之说,至其改谥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讳,要皆非礼之礼。心既不诚,名又不正,圣人在天之灵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为万世帝王之师,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称曰王曰帝有与否皆不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磬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为儒道之宗、万代纲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赖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经则所谓十圣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详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后世知有彝伦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闻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泽,一皆吾圣人作经垂训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于盛德大业者固皆崇重其道,则虽幼冲之君如汉平帝、不学之主如周太祖、多欲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见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间于智愚、贤不肖与古今也,矧夫聪明睿智之君而处夫崇高富贵之位,且又当夫重熙累洽之时,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虽然,与其崇圣人以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唐玄宗谥圣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麀聚渎伦,圣道安在?宋真宗加圣谥以至圣,似矣,然伪作天书,圣道如何?臣故曰与其崇圣人之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以上褒崇先圣)

  魏齐王正始七年,始以颜回配享孔子。臣按:此后世以颜回配享孔子之始。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堂。

  臣按:唐太宗诏以诸儒从祀孔子皆其有功于圣人之经者也。卜子夏、毛苌有功于《诗》,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于《春秋》,伏胜、孔安国有功于《尚书》,高堂生、戴圣有功于《礼》,王辅嗣有功于《易》,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王肃、贾逵则通有功于诸经者,何休、杜元凯、范宁则又有功于三传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时七十二子虽列像庙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于《诗》得在从祀之列,至开元七年,七十二子始从李元瓘请得从享祀。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王,乃赠颜子为公、闵子等九人为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伯。臣按:此后世追赠孔门弟子为公、侯、伯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兖公颜回为兖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公、郕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侯,又诏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为伯。臣按:此后世从祀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丰七年,以孟子同颜子配食宣圣,荀况、扬雄、韩愈从祀。臣按:此后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徽宗大观二年,诏跻子思从祀。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临川伯王雱从祀。

  臣按:宣圣庙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岂容一毫私意于其间?而奸党之徒乃敢欺天罔圣,以扶翼其恶党以为自己奸利之地,时君可欺而圣人在天之灵其可欺乎?徽宗烛理不明而为奸党所蔽,虽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适所以彰其莫大之恶而增其极恶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辩,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诏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又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世罪人,岂宜从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间文公朱熹与宣公张栻、成公吕祖谦志同道合,切思讲磨,择精语详,开牖后学,诚有功于圣门。三臣者俱尝被诏追褒,兼准御笔,秩熹于从祀,如栻、如祖谦宜升从祀。”诏从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颜回、曾参、孔愊、孟轲并配孔子。

  元文宗加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郕国宗圣公、孔愊沂国述圣公、孟轲邹国亚圣公,是岁始以董仲舒从祀。

  臣按:自礼经有释奠于先圣先师之说,唐贞观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于圣经以为先师从祀先圣庙庭,至宋神宗进荀况、扬雄、韩愈于从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专于一经,其后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虽是群奸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经义》之功,理宗崇尚理学,列周惇颐等七大儒于从祀,后又兼秩司马光、邵雍,盖以此九儒者重明圣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诸儒,如荀况之性恶、扬雄之诎身、王弼之虚无、贾逵之谶纬、戴圣之贪残、马融之荒鄙、杜预之短丧,多得罪圣门者,其间纯正如董仲舒者顾不得侑食,至于元天历中始秩祀焉。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去扬雄之祀,正统改元,用言者从祀吴澂,后又以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列在从祀,此数儒者皆于经有发明之功,故特祀之。夫从祀于孔子之庙堂者,必其人于孔子之道有所合而无所愧,然后可以与焉,不轻与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举也)秩(常也),节(礼也)祭先师先圣焉。

  陈澔曰:“天子视学之日,初明之时,学中击鼓以征召学士,盖警动众听使早至也。有司,教《诗》《书》、礼、乐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轻举动,惟于学宫时常临视,虽曰以举贤敛才,而实以崇儒重道也。

  汉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亲行其礼。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袒割辟雍之上,尊养老更飨射礼。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

  太宗召天下纯儒耆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帛,广学舍千二百区。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国子监。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国子监。将出,顾见讲堂左右博士李觉方聚徒讲书,诏觉讲《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国子监,召孙奭讲《尧典》《说命》。

  哲宗元祐中,幸国子监,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御端化堂,命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

  臣按:哲宗视国学,或谓吕大防曰:“祖宗视学非有爵命之赏,则有金帛之赐,今皆无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视学盖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时一幸,金帛之赏后日何可继也?政恐惜费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谓至论,盖天子视学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为美观而已也。盖学校礼义之所在,圣贤道德之所宗,万乘所以必亲临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师,作兴人才以为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禄之赏、金帛之赐,何所见之小哉?盖君子之所重者道义也,小人之所嗜者则在于禄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师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称厥职为惧,赖主上之宠灵,以光贲我学宫、崇重乎师道,而吾之所感荷者虽九锡之荣、万镒之富,不足以仿佛之矣,一阶半级、匹帛铢金焉能为有亡哉?万一君恩以吾教训之有方、讲论之明切而有锡焉,受之可也。我圣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学,车驾屡临幸焉,列圣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赐茶,兼有衣币之赐,锡以玺书以勉励我师生者,谆切详悉,往往勉以圣人为学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锓于梓,士子入学之初俾之庄诵佩服。士习丕变,人才汇兴,有由然哉。(以上视学)

  以上崇师儒以重道

 

卷八一

  ▲谨好尚以率民

  《尚书君陈》篇:王若曰:“尔惟风,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君陈克由周公之训,则商民亦由君陈之训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陈代周公尹东郊策命之辞,孔子答季康子之问其言本诸此。风譬则君也,草譬则民也,风之为气劲而力,草之为物柔而弱,以劲而有力之风而加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转移之势岂止于风,而民之处下也其随顺之形则甚于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其感孚之妙、转移之易、顺从之速,其犹风之于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浇薄者以诱于习俗而为物所迁耳。然厚者既可迁而薄,则薄者岂不可反而厚乎?反薄归厚,特非声音、笑貌之所能为尔。民之于上,固不从其令而从其好,《大学》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盖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则典与我犹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则所敬之典无非实有诸已,实之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时乃罔不变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无恶,有善故其有生之初无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后蔽于外物、诱于习俗,于是乎其厚者始变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于天之本然者则固淳如也,在上者诚能敬典而在德,于凡所谓人伦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实而有诸已,凡吾所令于民以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为典常者也,则吾之一身周旋动履于大道之中,由是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莫不迁善而改过,变恶以为美、化顽为仁、反薄归厚,荡荡平平皆升进于大道之中无反无侧矣。

  《君牙》篇:王若曰:“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则之体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处无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无邪思也。孔子曰:‘予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为大司徒之诰命。

  《诗序》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小曰羔)羊(大曰羊)也。羔羊之皮(所以为裘),素(白也)丝五紽(以丝饰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于家)自公(从公门而出),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其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谓此诗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风和气,所在生辉,故人才之所成就,验诸在野则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观诸在朝则委蛇之大夫节俭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浅深远近论者也,然则人君一身为风化之本,乌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植,綍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于《关雎》而至于《麟趾》则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鹊巢》而及于《驺虞》则其泽之及物者广矣。盖意诚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则其薰蒸透彻、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驺虞》为鹊巢之应,而见王道之成其必有所传矣。”

  陈鹏飞曰:始于《鹊巢》之夫妇而人伦正,中于《羔羊》之君臣而朝廷治,人伦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驺虞之仁心,则王道成矣。

  《礼记坊记》: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已,则民作孝。”

  吴澂曰:“言人子善称亲、过称已则民化之,皆兴起而孝于亲。”子曰:“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郑玄曰:“长民,谓天子诸侯也。”

  叶梦得曰:“老近于亲也,近者犹敬于上,则亲者民必知孝于下。”

  《缁衣》: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吕大临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机心待民,则民亦以机心待其上,奸生诈起,欲刑之不烦不可得矣。”

  刘彝曰:“上难事则下难知,上易事则下易知,好恶悖于上,喜怒失其常,于是有匿其诚信以为容悦者、屈其忠直以为阿谀者、包其祸心以为诈伪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罚者,奚所弗至哉?为下如是,可谓难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虽殊而人心之理则一,上之人有偏心难事也、有褊心难事也、有私心难事也、有忌心难事也、有疑心难事也、有欲心难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难知也、厚貌者难知也、巧言者难知也、令色者难知也、阴私者难知也、隐忍者难知也、藏机者难知也、蓄奸者难知也。为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权重,人敬惮畏避之不暇,必和颜悦色以待人,开心见诚以示人,倾心输意以用人,平心易气以与人,宽仁大度以容人,至诚恻怛以恕人,则在我者易于事矣。知人之难知也,推诚以待之,因事以试之,如孔子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则人之难知者亦易于知矣。大抵知人则哲,虽尧犹以为难,下之人诚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诚而不藏机蓄智以为牢笼驾驭之术,则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难于知矣,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诗》作”邦“)作孚。’”

  陈澔曰:“《缁衣》,郑国风,美郑武公之诗。《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诗。《大雅》,《文王》之篇。”

  吕大临曰:“好贤必如《缁衣》之笃则人知上之诚好贤矣,不必爵命之数劝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恶恶必如《巷伯》之深则人知上之诚恶恶矣,不必刑罚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恶得其正而一出乎诚心,故为天下之所仪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陈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浅,故不从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从其所行。好恶出于正则彼皆从而正,好恶出于非则彼皆从而非,犹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谓民之表。”

  马耇孟曰:“令者令之于民,行者行之于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从其若彼之令而从若此之行,则是上之好恶下之所取以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于君也。林林之众、蠢蠢之民无所知识,见上之所好者在此则从而趋赴之、仿效之,始虽一二而终至于千万,始虽涓滴而终至于滔天,所谓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于一念之偏私、顷刻之顺适,而不知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遂因之而成风俗,或以之而致乱亡,然则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谨哉?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

  陈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恶之所在也,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为爱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爱之心,致力于行己之善,而悦其上如子从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悫曰:“民以君为心者言好恶从于君也,君以民为体者言休戚同于民也。体虽致用于外然由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虽为主于内然资乎体之所保,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

  陈祥道曰:“体从心者也,民从君者也,故上临之以庄则下亦舒矣,上临之以肃则下亦敬矣。心以体率,心不在焉则视而弗见、听而弗闻,岂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谓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则下莫不仁,君好义则下莫不义,苟君不为之则民无从焉。体卫心者也,体全则心与之全,体伤则心与之伤,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民卫君者也,民归之然后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则亦不能以独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缁衣》此篇即心体相须以喻君民相资之意,以见肢体之运动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犹庶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恶也。然肢体之运动,心神固资之以为荣卫,然而运动之极至于疲废而痿痹焉,则人心之神亦因之而伤损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资之以为奉养,然而役使之过至于贫苦而怨叛焉,则人君之国亦因之而丧亡矣。所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为人上者宜常书于座右以为朝夕之儆,以比丹书之戒焉。

  《春秋左氏传》: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

  孔颖达曰:“所好必善,所恶必恶,在上者所好所恶不有过愆,则下民知所适归,言皆知归于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陆贽曰:“凡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上所不为而下或为之,然后可以设峻防、置明辟;若上为之而下亦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虽为季武子而发,然万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诸己然后为之,夫然则所令无不行、所禁无不止矣。苟徒知责人而不知责己,是岂《大学》絜矩之道哉?

  《论语》: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朱熹曰:“庄谓容貌端严也。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

  张栻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臣按: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谓之使者是有意于殴使其民也。圣人答之以庄、孝慈及举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则之一辞,盖谓在上者能如此临之以庄而孝而慈而举善、教不能,则民自有如此感应,初非有所使亦不待于使而然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书》曰“表正万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则影正矣。先儒谓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诚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则近而群臣、远而万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盗也,非独谓货财,凡吾之所不当有者而有之皆是盗之事。康子患人盗他人所有之货物而欲弭之,圣人告之以不欲。所谓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为、义之不当为、分之不得为而恃吾之势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强劫之、恣吾之材以妄为之,皆是盗也。吾为大盗而禁小民之不为小盗,岂理也哉?所谓虽赏之不窃,乃假设之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

  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张栻曰:“在上者志存于杀,则固已失长人之本矣,乌能禁止其恶乎?欲善之心纯笃发见于政教之间,则民将率从丕变,如风之所动,其孰有不从者?然则民之所以未之从者,则吾欲善之诚不笃而已。”

  臣按:人君之于民,如天地之于物、父母之于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阏其生生之理而或至于伤其生。君之于民,当体天地、父母之心,庶几尽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于民,贤者则保恤之,不肖者则哀怜之,养之教之、惩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后加之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于逆天理、败人伦不加之以极刑也。康子乃欲杀无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诸己然后可以责人,吾居人之上,所谓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责下之人无道而杀之,又何以知其为无道也?圣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诸身而自尽其道也。所谓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纯粹而无恶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为则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发而兴起矣。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负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

  臣按:在己者皆尽其道则在下者各以类而应之,所谓正己而物正者也。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谢良佐曰:“礼达而分定,故民易使。”

  辅广曰:“上好礼则品节分明而诚意退逊,故观感于下者亦皆安己之分、听上之命而易使。”

  《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恶知民之好恶,又能以民之好恶为己之好恶也。夫好其所好而与之聚之,恶其所恶而不以施焉,则上之爱下真犹父母之爱其子矣,彼民之亲其上岂不亦犹子之爱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谓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所恶者饥寒劳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则爱民之道也。虽然上下之分虽殊,好恶之情则一,民之所好恶者即吾之所好恶者也,因己之所好恶而知人之所好恶,又以民之所好恶而为己之所好恶焉,非真心于爱民而以父母斯民为心者,能若是乎?苟为不然,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独用人为然。

  《诗》云:“节(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俱也)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则为天下翙矣。

  朱熹曰:“《诗》,《小雅节南山》之篇。师尹,周太师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弑国亡为天下之大翙矣。”

  臣按:先儒谓传引二诗以明为人上者民所共仰,则其好恶当与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则逆人心之所同而为天下之所戮矣。盖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赖以平之,民有不公赖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是谓拂人之性、逆人之情,虽其位高势重,一时无如之何,虽未必至于戮而有可戮之理。噫,为人父母者而不能尽父母之道而为天下之大戮,亦惟于好恶之公与偏而已,可不谨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朱熹曰:“张氏谓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机,盖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民,有桀、纣之君则有桀、纣之民,苟所行者桀、纣之事而求尧、舜之治,无此理也。人君行仁义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应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沦败,自古及今无不然者,是以人君为治必存仁义之心以行仁义之政。

  汉章帝时,马廖上疏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与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行令乎?”

  臣按:廖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是诚识治化之体、风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于成王命君陈曰“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大学》所谓“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礼记》谓“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皆此意也。盖人君一身风化之本原,而京师者又风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诚能正身齐家而不为非礼非义之事,而于京师首善之地于凡事之营为、物之创造有不合于礼、不当于义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礼义之是程,苟有违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监领之官、制造之工,不但己也。后世世主其所颁之律令格式非不严而谨也,然而能行之于暂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贵近者仿效而先犯之,然后天下从风而靡焉。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岂不信哉?

  第五伦又言于章帝曰:“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伦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是即《大学》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躬行节俭,以身示教为天下先,复立为制度、严为禁令,以戒饬夫妃嫔宗戚之属、左右侍御之臣,内而朝着、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礼逾制,则天下靡然从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责人而不责己,限疏而不限亲,禁远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则若罔闻知,而于郡县之远、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严为之法,则亦虚费文移,徒挂墙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

 





卷八二

  ▲广教化以变俗

  《周书君陈》篇: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

  吕祖谦曰:“周公之训大矣,犹欲弘之者,继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袭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数等,惟奋然开拓,期以光大前业,然后仅能不替,盖造始之与继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时,大体固当宽,苟无制则流荡放肆,安能从容以和乎?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势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夺毫发不于人而于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陈之世当宽和之世也,然宽不可一于宽,必宽而有其制;和不可一于和,必从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辞。夫周公之毖殷顽民而君陈继其后,民习之顽犷者至是稍驯扰矣,故成王戒其无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宽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几其从吾之化以变其旧俗也。

  又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无忿疾人之所未化,无求备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无忿疾于顽,有忍者也;无求备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修谓其职业,良谓其行义。职业有修与不修当简而别之,则人劝功;进行义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则人励行。”

  臣按:民之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简别之,不使与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简别之,不使与修者杂,既简别之如此,然后于中冀其能修而至于良善者进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饬而至于良善,是进厥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谓顽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当奖拔之,然不可以求备。必有忍至德乃大,即无忿疾于顽之意;简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无求备之意。此数言者虽成王为君陈治殷民而言,是诚万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毕命》: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十二年曰纪),世(父子曰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

  蔡沈曰:“毕公代周公为太师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难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国家,谨毖顽民,迁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历三纪,世已变而风始移,今四方无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宁,言化之之难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圣,辅佐文武之圣、成王之贤,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继之以君陈以和,其中历三十六年之久,世已变矣而后其风始移焉,由是观之,民之难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迩王室,其无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盖一肢有疾而浑身为之不宁、一处有事而四方为之骚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处之有事而四方咸为之劻勷矣,民既不宁,君身安得宁乎?此古之明君必择贤臣而付以保厘之任,国之贤臣必体君心而尽其谨毖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

  蔡沈曰:“对暂之谓恒,对常之谓异,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会之谓要。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聪明、趋浮末好异之事,古人论世禄之家逸乐豢养,其能由礼者鲜矣。既不由礼,则心无所制,肆其骄荡,陵蔑有德,悖乱天道,敝坏风化,奢侈美丽,万世同一流也。康王将言殷士怙侈灭义之恶,故先取古人论世族者发之。”

  吕祖谦曰:“殷士凭借光宠助发其私欲者,有自来矣。私欲公义相为消长,故怙侈必至灭义,义灭则无复羞恶之端,徒以服饰之美侉之于人而身之不美则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骄淫矜侉,百邪并见,将以恶终矣。洛邑之迁,式化厥训虽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闲其邪者,犹甚难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难收于已放之时,尤莫难闲于既收之后,苟其根尚在,虽一时之所收敛将触事而发,此闲之所以为难也。由是以观,则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对病之药以荡涤之、调摄之、保养之,然后其根可以拔去而永无萌蘖之生矣。所谓对病之药,在有恒之政、体要之辞,而所以调摄之者则在复其所弗克由之礼焉。若夫保养其天和之妙剂,则下文所谓惟德惟义是已。

  又曰:“资(资财也)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训之也。资富而能训则心不迁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训非外立教条也,惟德惟义而已。德者心之理,义者理之宜也。德义人所同有也,惟德义以为训,是乃天下之大训。然训非可以已私言也,当稽古以为之说,盖善无证则民不从,不由古以为训,于何以为训乎?”又曰:“是时四方无虞矣,蕞尔殷民,化训三纪之余,亦何足虑,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系于此,其不苟于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泽其深长也宜哉。不刚所以保之,不柔所以厘之,不刚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陈经曰:“礼义生于富足,既富以养其身,又训以养其心,全正性所以顺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谓能训,岂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谓训哉?德者人心之所得,义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谓大训。古训所载亦惟德义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证之古所已然,非德义之外有古训也。毕公之化本诸同然而民易从,参诸已然而民易信,闲之之道孰过于此。君陈尚有辟以止辟、三细不宥之说,此篇虽历数商俗之不美,然惟务区别以生其愧,教训以导其善,无片言及于刑,盖纯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吕祖谦曰:“始皇以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之以刚,德宗以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之以柔,皆以致乱。”

  臣按:《毕命》一篇可见周家以仁厚立国而虑患之远、爱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宽猛之宜,而其处民也又得刚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顺其性命之正而全其义理之天,向之骄荡悖乱者皆克由礼,心之放者既闲,义之灭者复存,恶不终于恶而复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训而为训也,是知化民变俗之良法要道莫先于古训。古人往矣,而其训戒之辞则具载于经籍之中,是以善于为治者知古训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机,设小学以古训而启其蒙,开大学以古训而明其论,颁布经书俾其读诵,设立师儒为之讲解,责任守令为之提督,无一处而不立古人之学,无一人而不读古人之书,无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礼。如此,则普天之下虽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义可尊、礼教可尚,夫然而奸顽之不化、习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运祚之不灵长,万无此理也。

  郑子产为政于郑,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臣按:子产为政而为其民殖田畴、诲之弟,可谓教养兼举矣。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与向同)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无同)维楫(维以系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臣按:为治而不定经制,是犹度江河而无维楫,船而无维楫则船必覆,国而无经制则国必乱。经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时之成法,有常道以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为持循之具,是则为治之大体,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时,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观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风雨时,五谷蕃熟,民不夭厉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见于车马、衣裘、宫室、饮食四者,诚能立为制度,凡所乘之车马所居之宫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饮食皆有阶级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于见闻者熟则其存于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则有余者不敢恣为于己、不及者不敢慕欲于人,众心安定,家给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民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学者比齐、鲁焉。

  臣按:天下之风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盖舆图之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历之,而其所为条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赖于承流宣化之吏,随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导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于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于学古训,欲民之学古训则在乎立学校焉。学校既立,有师儒以为之指教,有经书以为之准则,俾知善之当为、恶之不当为,欣然以从,翕然以化,皆草其旧染之俗而兴礼义之风,此诚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韩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向乡里所信者数千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祭、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后入守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词讼自言者。

  臣按:延寿与民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此诚得化民之本原。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其原皆出于昏嫁、丧祭之无其制。婚嫁、丧祭,民生之不能无者,民间一遇昏嫁、丧祭,富者倾赀以为观美,贫者质贷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说之眩惑,遂至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之域,因而起争讼致祸乱者亦或有之。汉之时异端之教犹未甚炽,今去其时千年矣,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说则民财愈匮而民性愈荡矣,幸而有朱氏《家礼》一书简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间有冠、昏、丧、祭一依此礼以行,有不行者以违制论,其守令上计课以教民行古礼为最,此无可书,虽有他最亦不在升举之列。如此,则礼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于此。

  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尔,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于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于下,其势不能以遍及也。汉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后为条教班行民间,民知太守之条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于信从。及其教化既行,天子闻之又日诏以称扬之,首曰“宣布诏令,百姓向化”而历数其政绩之美,且赐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贤者。呜呼,汉去三代未远,其君之求治臣之为治皆有古遗意,后世则惟以簿书、财赋为急,未闻有及教化者矣。虽有其言亦无其实,为吏者固不暇于教化,万有一焉不罹于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赐金、征入朝以为显官哉?后世有志于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为法,有志于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为法。

  卓茂为密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问之知其自以恩意遗之,非从其求,谓之曰:“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故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

  臣按:卓茂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专以礼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谓循良之吏,使天下郡县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缓急轻重,则天下日底于治平矣。

  鲁恭为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邑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胜而义心微也,民间之讼多起于财产,兄弟以之而相阋、骨肉以之而相残皆自此始也,为守令者苟能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则词讼不兴,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