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培中文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陈澔曰:“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而人心哀乐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谐,故形于声音者安以乐;乱世政事乖戾,故形于声音者怨以怒;将亡之国其民困苦,故形于声音者哀以思,此声音所以与政通也。”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珣(憋败)之音矣。

  刘彝曰:“宫属土,弦用八十一丝为最多而声至浊,于五声独尊,故为君象;商属金,弦用七十二丝,声次浊,故次于君而为臣象;角属木,弦用六十四丝,声半清半浊,居五声之中,故次于臣而为民象;征属火,弦用五十六丝,其声清,有民而后有事,故为事象;羽属水,弦用四十八丝,为最少而声至清,有事而后用物,故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声固本于黄钟为宫,然还相为宫则其余十一律皆可为宫,宫必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征事、羽物皆以次降杀,其有臣过君、民过臣、事过民、物过事者,则不用正声而以半声应之,此八音所以克谐而无相夺伦也。然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乱,则声音和谐而无怗珣也。”

  臣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该尽天下之理,一乐之作而万理无不该尽,先王作乐,以一声寓一理,于其声之高下而验其理之得失,觉其有失则乘除抑扬以应之,使之必得其平,协比和谐无相凌夺,然后反求于吾之政治。宫音有失则求之于君,商音有失则求之于臣,以至角、征、羽之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则乐音与政事常相流通,则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之人如万宝常、张文收皆能以音乐而知时政之得失,非虚语也。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皆卫地)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司马迁曰:“卫灵公适晋,舍濮上,夜闻琴声,召师涓听而写之,至晋命涓为平公奏之,师旷曰:‘此师延靡靡之声,武王伐纣,师延投濮水死,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也。’”

  臣按: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政治而观其声音,其音安以乐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国也,政之乖者乱国也,民之困者将亡之国也。国之将亡,其政必散,其民必流,政散则诬罔其上,罔上则民无诚心矣,民流则肆行其私,行私则无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则靡靡之乐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谨于礼乐刑政之施,以为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诗、顺民之情性,协比以成文,播奏以为乐,使天下之人闻吾之声者知吾之德、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审吾之乐者得吾之政。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方悫曰:“凡耳有所闻者皆能知声,心有所识者则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乐。若瓠巴鼓瑟游鱼出听、伯牙鼓琴六马仰秣,此禽兽之知声者也;魏文侯好郑卫之音、齐宣王好世俗之乐,此众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齐之所闻、季札聘鲁之所观,此君子之知乐者也。”

  臣按:三代而上本人心以为治,其政治寓于声乐之中,故审其声乐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三代而下一切从事于簿书、期会,刑罚、兵戎之末,所谓乐者特用以行礼耳,不本于人心、不协于律吕,人之气不复关于天,君之政不复寓于乐,故流为苟简之治而无复文明之化者,此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桑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

  臣按:圣人作乐必本于人之性情,性之未发者中也,发为情而中节者和也,而又稽考于天然自有之度、物理自然之数,或长或短、曰多曰少皆必合于古昔之制焉。然乐之作也必与礼俱,而礼则各有所宜,又必裁制于礼之义焉。律阳而吕阴,必使其协比谐和,则生气之在天者,阳之气不至于散泄、阴之气不至于秘密矣;仁、礼、义、智、信在人为常行,必使其道达流通,则常德之在人者,刚之气不至于忿怒、柔之气不至于怯慑。如此,则天地之阴阳、人心之刚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畅焉,交畅于中而发形于外,于是宫君、商臣、角民、征事、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夺伦矣。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郑玄曰:“奸声、正声感人是倡也,而逆气、顺气应之是和也。回谓乖违,邪谓邪僻,及曲之与直各归其善恶之分,善归善分,恶归恶分,而万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恶之类自相感动也。”

  辅广曰:“由是观之,先王之乐固非一日之积也,而乐之和与淫亦岂一人之所能为哉?自声之感气,气之成象,然后乐兴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写之于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损于其间也,至纣为靡靡之乐,亦其逆气自然之象耳。”

  臣按:说者皆谓声乐之作出于人君之心,而此则谓声感人而气应,气应而成象然后乐兴焉。盖以声出人君之心而其声有正有奸,此以声感彼以气应,一倡一和,相为应验,或形于咏歌,或著于舞蹈,斐然而成章,粲然而成列,是以其为乐也有淫有和焉。自古圣君建中和之极以为乐本,声之出者必致其谨,非合于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惟恐其或流于奸而致逆气之应也。

  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

  孔颖达曰:“动发心志以声音,文饰声音以琴瑟,振动形体以干戚,装饰乐具以羽旄,随从音乐以箫管,用以奋动天地至德之光则神明来降,感动四时气序之和则风雨顺、寒暑时,以著万物之理则万物得其所也。”

  陆佃曰:“奋犹发也,若《大章》所以发尧德之光,《大韶》所以发舜德之光。”

  臣按:此章上文既言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必如上所言然后可以作乐,不然则无其本矣。“人而不仁如乐何”,“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夫既修身以为作乐之本,然后从之以声容、备之以器数,在己则奋至德之光,在天则动四气之和,在地则著万物之理矣。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郑玄曰:“八风,八方之风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

  张载曰:“正乐既行故人伦之道清,不视听奸乱故耳目聪明,口鼻心知百体皆由顺正,故血气和平,风移俗易。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称,易前之恶从今之善。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

  方悫曰:“清明者乐之声,故象天;广大者乐之体,故象地;终始者乐之序,故象四时;周旋者乐之节,故象风雨。”

  应镛曰:“五声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风,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则百度各得其数。曰不乱、不奸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为经,言其变而不穷也。”

  臣按:自古圣人以乐为内外交修之要,始也由修身而后作乐,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终也因乐行而养德,以致夫风俗移易之美,乐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程颐曰:“人虽不能无欲,然当有以制之,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

  臣按:乐之所以为乐,因乎人情之所乐而已矣。然人情之所乐者则各有不同焉,中人以上所乐者在乎道理,中人以下所乐者在乎情欲,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义之正而制情欲之私。所以然者,广乐以成其教耳。广吾所乐之道以寓之声容之间,以成天下之教,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不以其私而忘乎道义之正,莫不各有所以趣向之方焉,如此,则君子之德从可知矣。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

  臣按:乐之为乐,曰声、曰容、曰器三者而已,声寓于歌,容著于舞,歌之所协者金、石、丝、竹,舞之所执者干戚、羽旄。然推原其本则出于心,具于性而为德,发于志而为诗,由是而协于声则为歌诗之章,见于形则为文、武之舞,情之感于中者深则文之著于外者明,如天地之气盛于内则化之及于物者神妙不测也。此无他,有和顺积于中,斯有英华发于外,有诸中必形于外,夫岂可以声音像貌而伪为之乎?由是观之,则可见为乐之本在于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极顺者又在乎诚也。

  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陈澔曰:“情见于乐之初而见其义之立,化成于乐之终而知其德之尊。君子听之而好善,感发其良心也;小人听之而知过,荡涤其邪秽也。故曰以下引古语结之。”

  臣按:此章诸家皆以为论《大武》之乐,陈氏特以为通论乐与舞之理,如此末引古语所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盖动之以形者不若动之以声,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教条,无待于约束,潜销默化,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识之天,大哉乐乎,斯其至矣。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众也)退旅(进退齐一),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众乐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谓鼓),复乱(卒章)以武(铙也),治乱以相(拊也),讯(治也)疾(急也)以雅(乐器)。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行列杂乱),奸声以滥(不正),溺而不止,及优(俳优)侏儒(短小之人),釭(狝猴)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臣按:子夏既别古乐、新乐之异以告文侯,而下又告之,以其所问者乃乐而所好者则音,而音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总结之曰:“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所谓好恶者,谓好古乐、恶新乐也。文侯不能谨其所好恶,好其所当恶,恶其所当好,听古乐则思睡,听新声则不知倦,好恶之不谨故也。谨之一言,其人君为治之本,岂但乐之一事乎?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陈澔曰:“言作乐者仿象其成功,故将舞之时,舞人总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动,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发扬蹈地而猛厉,象太公威武鹰扬之至也。乱,乐之卒章也。上章言复乱以武,言武舞将终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盖以文而止武也。”

  臣按:此孔子因宾牟贾问武乐而答之也,先儒辅氏谓此三言说尽武乐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陈澔曰:“成者,曲之一终。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象灭商也。三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至第四位,极于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还也。四成则舞者从北头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纣之后疆理南方之国也。五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缀谓南头之初位也,六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而复于南之初位,乐至六成而复初位,象武功成而归镐京,四海皆尊崇为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乐莫盛于《韶》《武》,孔子以之而并论而皆有尽美之称。《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后世言文乐者宗《韶》、言武乐者宗《武》,皆所谓至矣尽矣,不可复加者也。《韶》乐之制备于《虞书》,《武》舞之义详于《乐记》,后世有志于帝王之乐者,尚有考于斯二者以为万世作乐之准。

  《春秋传》:隐公五年,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士有功赐乐,二二四人)。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八方之风),故自八以下。”

  臣按:舞佾之数惟天子得以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范祖禹所谓自上而下,降杀以两两之间,不可以毫发僭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济和五声亦如五味),一气(乐以气动,故居第一)、二体(舞有文武)、三类(风、雅、颂)、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五声(宫、商、角、征、羽)、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七音(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八风(八方之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冀风)、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后为乐),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相济也(合此十者相济后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专为乐也,借乐以喻人之和耳。然前九者尽乐之大纲,后十者备乐之要用,作乐者必本诸此然后无所遗,听乐者必达诸此然后无不通。

  《国语》:周景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司乐官)州鸠(人名),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长短)均(平也)钟,百官轨(道也)仪(法也),纪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吕),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中色)钟(聚也,阳气聚于此),所以宣养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阳气太蔟达子上),所以金奏(太蔟正声为商,故为金奏)赞阳(赞佐阳气)出滞(发出滞伏)也;三曰姑洗(姑洁洗濯),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合致神人,享宴纳宾)也;四曰蕤宾(阴气委蕤于上,阳气盛长于下,有似宾主),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夷,平;则,法),所以咏歌九则(九功之法则)平民无贰(疑贰)也;六曰无射(阳气收藏,万物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六间即六吕,在阳律之间)以扬沉伏(发扬滞伏之气)而黜(去也)散越(扬也)也,元间(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故曰元间)大吕(天气成于黄钟,受之于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助阳钟聚),出四隙之细(四时间隙之气细微者)也;三间中吕,宣中气也;四间林(气盛也)钟,和展(审也)百事,俾(使也)莫不任(任职)肃(速也)纯(大也)恪(敬也)也;五间南(任也)吕,赞阳秀也;六间应(台也)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细声谓角、征、羽)钧(调也)有钟(大为钟)无镈(小为镈),昭(明也)其大也;大(大声谓宫、商)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其细也(细则用大,以大平细;大则用小,以小平大。至则甚,大则独。鸣其细,细谓丝、竹、革、木)。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

  朱熹曰:“均只是七钧,如以黄钟为宫,便以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为一钧,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子母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

  臣按:《国语》载伶州鸠对周景王之言,所以发明十二律之名义,居然可见考之。是时单穆公又告王钧音之说,有曰“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说也。均者钧钟也,以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为钧,法用以度钟之大小、清浊也,汉大予乐有之。

  《家语》: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也。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

  臣按:《家语》此章,孔子闻仲由鼓琴而发也,盖人心善恶皆于乐声见之,故孔子闻其琴声而为此言。既言乐必以中声为节,而又推其声有南北之异。南者生育之乡,舜歌《南风》之诗,其兴也勃然,含和而终以帝;北者杀伐之域,纣好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暴乱而终以亡。人君之于音乐乌可以不谨其所好乐者乎?然舜非独帝也,当世化之皆有谐让之美;纣非独亡也,当世化之皆变靡靡之风。由是观之,声之有南北其来也远矣。今世乐部亦分为南北,北音自金、元始有之,世因谓宋世以来所遗之音,南音流于哀怨,北音极其暴厉。我国家复二帝三王之正统,而世俗所尚之音犹有未尽去者,所以奏中声之节,歌解愠、阜财之诗,一洗亢丽微末之习,不能无望于当代之英君谊辟云。

  以上论乐律之制(上之下)

卷四三

  ▲乐律之制(中)

  《论语》: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

  朱熹曰:“语,告也。太师,乐官名。时音乐废阙,故孔子教之。翕,合也。从,放也。纯,和也。愊,明也。绎,相续不绝也。成,乐之一终也。”

  谢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为乐。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浊、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故曰纯如。合而和矣,欲其无相夺伦,故曰愊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联如贯珠可也,故曰绎如也以成。”

  臣按:此孔子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以告太师之言也。元许谦谓:“大要乐声翕合须要纯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声最高,竹、革之声次之,匏音次之,丝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乐八音皆和,声声俱见,不可使声高掩声下者,故曰愊如。既各自要分晓,又恐声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联属,故又曰绎如。玩其本文,始、从、成是作乐始、中、终三节,翕及纯、愊及绎乃三节中之节奏,后世有作者当以圣人之言为法。”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朱熹曰:“《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谓:“《韶》《武》皆不可考,但《书》称德惟善政,至劝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乐之本,所谓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乐记》便见,盖是象伐纣之事。所谓南者,自南而北伐纣也,气象便不甚和,《韶》乐只是和而已。”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朱熹曰:“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

  范祖禹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

  臣按:大舜《韶》乐之作前无伦而后无继也,孔子生于舜千七百年之后,一旦闻而学之乃至于忘味,则在当时可知也。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学亦颇残阙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又曰:“前汉《礼乐志》云:‘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正之。’故其言如此。”

  臣按:乐居六经中之一,其为用最为急者。孔子删述六经,其五者皆有成书,而乐独阙焉。其所以为乐者,其书不复可见,幸有此数言载于鲁《论》之中。然不徒曰乐而且谓乐正者,正之一言,盖有以见乐之在当时其错杂无伦、淫邪不正,实有赖于圣人之正定也。

  颜渊问为邦,子曰:“乐则《韶》舞,放郑声。”

  张载曰:“礼乐治之法也,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朱熹曰:“取其尽善尽美。放谓禁绝之。郑声,郑国之音。”

  臣按:先儒有曰治道成于乐,郑声,乐之淫者,能摇荡人之性情以坏其成,故放绝之。大抵乐之为乐,虽备于声容,而其本原之所始则起于《诗》之言志。故圣人正乐以为常经,必使雅、颂之得所;取《韶》以立治法,必戒郑声之淫荡。后世有作,本九德之歌为九成之乐,用夫雅、颂之正而戒夫郑、卫之淫,则古乐不难复矣。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朱熹曰:“不与民同乐者,谓独乐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穷困也;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则天下之民归之矣。”

  范祖禹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

  杨时曰:“乐以和为主,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则虽奏以《咸》《英》《韶》《》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齐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臣按:昔人有言,春秋时虽伶官犹知奸声、淫乐为可耻,而战国之时则时君直以世俗之乐为可好,盖世变于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后,先王之古乐绝响而圣贤之格言犹存,深思而熟玩之,犹可以得其流风遗韵之仿佛也。后世人主诚因孔孟之言求作乐之本,乐之作也,必使其民欣欣然而有喜色然后为之,苟徒肆一已之乐而忘万民之忧,又不若不作之为愈也。当夫制作之后、播奏之时,慨然反思于心,曰吾之享此其与民同乐否乎?民得无闻之而有举疾首蹙沄相告者乎?必也好乐而与民同之,使其欣欣然有喜色。如此,则所作之乐虽不能备《韶》《》之音,而实得《韶》《》之意于千古之上矣。

  《汉书志》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西戎之国)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一作嶰溪之谷)生(治也)其窍(孔也)厚(一有“薄”字)均(孔与肉等也)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合也)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颜师古曰:“比,合也。可以比之,谓上下相生也。十二管皆生于黄钟之宫,故曰黄钟律吕之本。”

  臣按:乐之作,始于黄帝命伶伦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窍厚薄均者,断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律曰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雌鸣为六吕曰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此十二者皆以铜为管,转而相生。黄钟为首,其长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盆一分、下生者损一分,于是文之以五声曰宫、商、角、征、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而大乐和矣。以之候气则埋之密室,上与地平,实以葭灰,覆以缇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气,冬至气至则黄钟之管飞灰冲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随而应焉,而时序正矣。以之审度则以子谷黍中者九十,度黄钟之长而以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以之嘉量则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谨权衡则以黄钟一龠千二百黍之重为十二铢,两之得二十四铢而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此黄钟所以为律吕之本,而天下万事万物皆由是而出焉。

  《后汉书志》曰: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大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候气,道之本也。

  臣按:声气之元一语,万世作乐者之大根大本也。作乐者不求之气与声而能有所成者,无此理也。

  朱熹曰:“律历家最重元声,元声一定向下都定、元声一差向下都差者以此。”蔡邕《铜龠铭》曰:龠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

  汉斛铭文曰:律嘉量,方尺,圜其外(循四角规而圜之,其径当四寸有奇),庣(不满之处)旁九厘五毫(径尺四寸有奇之数犹未足也),幂百六十二寸(方尺幂百寸,圜其外每旁方水五寸,庣其旁约五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一寸幂百六十二寸,为容一斗;积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为容十斗)。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数也。汉斛容十斗,实二千龠,计一百六十二万分,为一千六百二十寸。”又曰:“嘉量之法,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一石积一千六百二十寸,为分者一百六十二万;一斗积一百六十二寸,为分者十六万二千;一升积十六寸二分,为分者一万六千二百;一合积一寸六分二厘,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则黄钟之龠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围八百一十分,则长累九十黍,广容一千二百黍矣。盖十其广之分以为长,十一其长之分以为广,自然之数也。”

  臣按:朱熹《律吕新书》序所谓“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积分可考”者此也。《新书》之首章“律吕本原”论黄钟曰:“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盖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阴,十者阴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元,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德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损益焉。”吁,自汉以来钟律之议纷纷靡定,蔡氏兹书一出而千古之论灼然不疑,所谓“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此数言者真诚作乐定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规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

  太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律。

  《前汉志》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

  蔡元定曰:“《淮南子》谓‘置一而十一三之,以为黄钟之大数’,即《律书》‘置一而九,三之以为寸法’者,其术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为寸法,则七三之为分法,五三之为厘法,三三之为毫法,一三之为丝法,从可知矣。《律书》独举寸法者,盖已于生钟,分内默具律,寸、分、厘、毫、丝之法而又于此律数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三。三者丝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则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则厘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则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则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厘,一厘九毫,一毫九丝,以之生十二律,以之生五声二变,上下乘除,参同契合,无所不通,盖数之自然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黄钟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此即朱熹所谓“寸以九分为法,淮南、太史、小司马之法可推”者此也。元定之言曰:“黄钟九寸,以三分为损益,故以三历十二辰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其十二辰所得之数,在子、寅、辰、午、申、戍六阳辰为黄钟寸、分、厘、毫、丝之数,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阴辰为黄钟寸、分、厘、毫、丝之法,其寸、分、厘、毫、丝之法皆用九数,故九丝为毫,九毫为厘,九厘为分,九分为寸,为黄钟。盖黄钟之实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以三约之,为丝者五万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约之,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约之,为厘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约之,为分者八十一;以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约之,为寸者九,由是三分损益以生十一律焉。”蔡氏所谓黄钟之实者如此,或者以谓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何所用之?朱熹曰:“以定管之长短而出是声,考究其法当如是也。”

  杜佑《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黄钟始,三分损益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此谓十二律长短相生,一终于仲吕之法。又制十二钟以准十二律之正声,又凫氏为钟以律计,自倍半,以子声比正声则正声为倍,以正声比子声则子声为半。但先儒释用倍声有二义,一义云半十二律正律为十二子声之钟,二义云从于仲吕之管寸数,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钟,以所得管之寸数然后半之以为子声之钟。其为变正声之法者,以黄钟之管正声九寸,子声则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吕之管长六寸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黄钟,三分益一,得八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二万五千九百四十八,以为黄钟,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吕,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数之半以为子声之律。

  蔡元定曰:“此说黄钟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声,所谓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吕上生黄钟,黄钟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声,即所谓变律、变半律也。正、变及半凡四十八声,上下相生,最得《汉志》所谓黄钟不复为他律役之意,与《律书》五声大小次第之法。但变律止于应钟,虽设而无所用,则其实三十六声而已,其间阳律不用变声而黄钟又不用正半声,阴吕不用正半声而应钟又不用变半声,其实又二十八声而已。”

  臣按:朱熹所谓“变律半声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吕之数,往而不返,故黄钟不复为他律役,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然黄钟一均,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所引“黄钟不复与他律为役”者,盖以黄钟至尊无与为并,惟于本宫用正律,若他律为宫,则黄钟之为商、角、征、羽、二变者皆但用其变律,而正律不复与之为役也。

  《通典》注曰:按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来加文、武二声谓之七声,五声为正,二声为变,变者和也。

  蔡元定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皆一律,角与征、羽与宫相去独二律,一律则近而和,二律则远而不相及,故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征之间有变征,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征不成征,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谓“五声二变之数,杜氏《通典》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征、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征之间近征,收一声比征少下,故谓之变征;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也。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征、变宫二声,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存其余数以为强弱。至变征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其数又不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变宫、变征,宫不成宫,征不成征,古人谓之和缪,又曰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其所谓和缪者,《淮南子》曰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谓和;应仲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

  孔颖达《礼疏》曰: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征,上生太簇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上生太簇为征,下生南吕为商,上生姑洗为羽,下生应钟为角;太簇为第三宫,下生南吕为征,上生姑洗为商,下生应钟为羽,上生蕤宾为角;南吕为第四宫,上生姑洗为征,下生应钟为商,上生蕤宾为羽,上生大吕为角;姑洗为第五宫,下生应钟为征,上生蕤宾为商,上生大吕为羽,下生夷则为角;应钟为第六宫,上生蕤宾为征,上生大吕为商,下生夷则为羽,上生夹钟为角;蕤宾为第七宫,上生大吕为征,下生夷则为商,上生夹钟为羽,下生无射为角;大吕为第八宫,下生夷则为征,上生夹钟为商,下生无射为羽,上生仲吕为角;夷则为第九宫,上生夹钟为征,下生无射为商,上生仲吕为羽,上生黄钟为角;夹钟为第十宫,下生无射为征,上生仲吕为商,上生黄钟为羽,下生林钟为角;无射为第十一宫,上生仲吕为征,上生黄钟为商,下生林钟为羽,上生太簇为角;仲吕为第十二宫,上生黄钟为征,下生林钟为商,上生太簇为羽,下生南吕为角。是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

  蔡元定曰:“声者所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领,《礼运》所谓还相为宫,所以始于黄钟,终于南吕也。后世以变宫、变征参而八十四调,其亦不考矣。”

  臣按:朱熹所谓“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者,此也。盖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止于六十,而后世乃参之以变宫、变征为八十四调,非古矣。

  以上论乐律之制(中)

 

卷四四

  ▲乐律之制(下)

  周敦颐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声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朱熹曰:“古圣贤之论乐曰和而已,此所谓淡。盖以今乐形之,而见其本于庄正斋肃之意,故希简而寂寥耳。废礼败度,故其声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声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导欲而至于轻生败伦,愁怨故增悲而至于贼君弃父。古今之异,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

  臣按:周子此言,盖谓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

  程颐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将黍以实其管,看管实得几粒,然后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今羊头黍不相应,则将数等验之,看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考声上下以定黍。

  张载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成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说,周氏以复古礼为先,程氏以考声音为正,张氏则以人之德性为本,三人者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且生当有宋全盛之时,天子锐意古乐而胡瑗、范镇、司马光辈方讲求钟律,遍访四方草泽以应诏,而三大儒者乃见遗焉。使当时若在讲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观,古乐或有可复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声之序,宫最大而沈浊,羽最细而轻清,商之大次宫,征之细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论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宫,何也?曰凡声,阳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则属于阴而未畅,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后属于阳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为宫,因其每变而益上则为商、为角、为变征、为征、为羽、为变宫,而皆以为宫之用焉。是以宫之一声,在五行为土,在五常为信,在五事为思,盖以其正,当众声和与未和、用与未用、阴阳际会之中,所以为盛。若角则虽当五声之中而非众声之会,且以七均论之,又有变征以君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变宫而止耳,自是而上则又过乎轻清而不可以为宫,于是就其两间而细分之,则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浊者为黄钟,以其极细而轻清者为应钟,及其旋相为宫,而上下相生以尽五声、二变之用,则宫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时出于其外,以取诸律半声之管,然后七均备而一调成也。黄钟之与余律,其所以为贵贱者亦然,若诸半声以上,则又过乎轻清之甚而不可以为乐矣。盖黄钟之宫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过也,应钟之宫始之终而中已尽也。诸律半声过乎轻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声之外,过乎轻清之甚,则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为乐者也。正如子时初四刻属前日、正四刻属后日,其两日之间即所谓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则声自属阴以下,亦当默有十二正变半律之地以为中声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为者,但无声气之可纪耳。由是论之,则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不在于宫而在于黄钟,盖不以十二律节之,则无以著夫五声之实,不得黄钟之正,则十一律者又无所受以为本律之宫也。今有极论宫声之妙而无曰黄钟云者,则恐其于声音法制之间犹有所未尽也。夫以声音法制之粗而犹有未尽,则虽有黄帝、大舜之君,伶伦、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议大乐之和哉?又有宫当配仁之说者,则以仁当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义耳。夫仁,木行而角声者也,以之配宫则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据矣。五行之序木为之始、水为之终而土为之中,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居中而应四方,一体而载万类者也,是则宫之统五声、仁之包五常,盖有并行而不悖者矣,何夺彼与此哉(以宫配仁,五峰胡氏说)。”

  熹又曰:“古乐之亡久矣,然秦汉之间去周未远,其器与声犹有存者,故其道虽不行于当时,而其为法犹未有异论也。逮于东汉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则已浸多说矣,历魏、周、齐、隋、唐、五季,论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丰之间盖亦三致意焉,而和岘、胡瑗、阮逸、李照、范镇、马光、刘几、杨时诸贤之议终不能以相一也,而况于崇宣之季、奸谀之会(指蔡京辈)、黥涅之余(魏汉津)而能有以语夫天地之和哉?建阳蔡元定旁搜远取,巨细不捐,积之累年,乃若冥契,著为《律吕新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不为牵合附会之谈,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而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吕散亡,其器不可复见,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则犹可考也。太史公曰‘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言黄钟始于声气之元也;班固所谓‘黄帝使伶伦取竹,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又曰‘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刘昭所谓‘伏羲统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又曰‘吹以考声,列以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者也’,是古圣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极长则不成声而气不应,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此其大凡也。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者信,则十一律与度量衡权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则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黍,下至王朴,刚果自用,遂专恃参黍而金石亦不复考矣。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若黍则岁有凶丰、地有肥瘠、种有长短小大圆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谓子谷黍中者实其龠,则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不足则易之以大,有余则易之以小,约九十黍之长、中容千二百黍之实以见周径之广,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则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律则写其黄钟一声而已矣,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也,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吕新书》,朱熹为之序曰:“其中所谓黄钟围径之法,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诸说,而附以元定之所参定者,既具于各条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继以元定截竹为管以求中声之说,是则朱氏所谓“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谓卓然者也。然此求其声气耳,而所谓均调节奏、被之管弦,蔡氏又欲别为乐书以究其业,今世无之,岂其后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书》之存以俟后世之圣君、贤相功成作乐者焉。虽然,此书之作虽由蔡氏,而皆本其师之意也,观朱氏与元定书曰:“但用古书、古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简约而极周尽,学者一览可得梗概,其他推说之泛滥、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今即其书以观,无一不如其师所教者,所谓“甚简约而极周尽”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后朱氏又与其门人考订礼书,又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凡七条,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征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凡六条,一曰明五声之义,二曰明十二律之义,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寸分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法,大概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尤为明邃。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汇于祭礼。上下数千载,旁搜远绍,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以为后世作乐者之法则,后世有作者合二书而求之,思过半矣。

  以上论乐律之制。臣按:礼乐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乐为甚,非其情义之难明也,而其所谓制度者失其传焉耳。在汉之世,乐家有制氏,世在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论者惜之。然唐宋以来,其精义之存于古典者,通经学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义,或得其情于编简之中,若夫所谓铿锵鼓舞者则知之者盖已鲜矣。论礼者谓其数可知其义难知,盖是时度数详明,人所共习,所难知者其义理玄微者耳,故为是言。若就后世言之,则可学而知者义理耳,若夫名物度数非上智之资,岂能奋乎千载之下而逆探其遗文坠绪于千载之上也哉?且礼之行也文与器而已,然乐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声,习学者既失其传、造作者又失其制盖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简牍之中,以不试之学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礼乐之情之圣、有开物成务之才而妙达天人之理者,孰能与于斯哉?三代之制不可考已,孔子自卫反鲁之所正,仅云雅、颂而不及于制度,在圣人时,鲁之乐工击磬鼓鼗者逾河蹈海,孔门弟子皆详记于所录师说之中,非无意也。其意以为自是之后乐工散亡,非独无明乐义之圣贤,而并与其习乐器之贱工亦无之矣,后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复古制也哉?汉初古乐犹有存者,文帝资虽近道,而谦让未遑,武帝慨然有志于乐,然所好者世俗之所乐,非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郑绎、何妥,宋用和岘、胡瑗、阮逸、范镇辈,非不留心于钟律也,然卒无所得焉,盖用其心于渺茫而无所从入之端故耳。孟子曰“圣人既竭耳力焉,然后继之以五声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盖必求之吾之心思、竭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后及其所难,因其所习而后及其所未达,为之以其渐,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今世古制无复存者,虽是述之其与作者之功何异,吾无圣人之天资而欲任圣人之创作,可乎?既不敢作而欲述之,又无可因而以为述之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从吾身始。晋人有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渐近自然耳,黄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为黄钟之宫者,有由然也。六经之中,论乐之最先者莫先于《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四言,此万世论声乐之祖也。史亦称大禹声为律、身为度,孔子正乐亦以雅、颂得所为先,古之乐器无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删三百篇之诗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旧也,无所欠阙。《大戴礼》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晋志》亦云:“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戴《记》颇有阙误,篇数不可考,汉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曲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袴》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不得闻矣。宋时有赵彦肃者,传此十二诗之谱,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吕,即开元遗声也。朱子既以载之《仪礼经传》中以为诗乐,且谓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叹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见声歌之仿佛,以俟后之知乐者。噫,朱子非知乐者哉,而姑为是谦退之辞耳。大贤若朱子而不任其责,后世之人又孰有过于朱子者哉?人人皆为是言,则此乐直至天地之戍会,永无可复之期矣。虽然,与其不能尽复天地之纯全,而略得以见古人之仿佛,犹贤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犹胜于全无而不有也。汉、唐以来,郊庙、燕享未尝不用乐,而乐之用或至于用郑卫之音,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仿古人之乐,虽不全于古而犹仿佛于古,岂不愈于郑卫之音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诗其音调不复可知已,而今之歌曲虽出时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袭,如向所谓十二诗,于《鹿鸣》等六诗云“黄钟清宫”,注云“俗呼正宫”;《关雎》等六诗云“无射清商”,注云“俗呼越调”。所谓黄钟清宫、无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为声,而正宫越调之类,宋世所谓诗余、金元以来所传南北曲者,虽非古之遗音,而犹有此名目也。夫人能为之而闻之者亦能辨别其是否,诚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于雅,以求古人之所仿佛者万,一天生妙解音乐之人如师旷、州鸠、信都芳、万宝常、王令言、张文收之辈,必能因其仿佛而得其纯全者焉。因声以考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乐亦可复矣,然如此之人岂易得哉?吁!必待后夔而后作乐,必待师旷而后听音,斯人不世出而乐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而音岂可不听哉?世无后夔、师旷,而后夔之心、师旷之耳则人人有也,万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后卒无所成如复言,房庶亦言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以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易之以筝笛,笙匏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敔木也贯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变也,亦犹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尔。古者食以俎豆,后世易以杯盘,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以榻案,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盘、榻案而复俎豆、簟席也,八音之器岂异此哉?孔子曰“郑声淫”,岂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惉懘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淫声哉?庶之此言虽非穷本之论,而不谓之知变不可也。《乐记》曰“穷本知变,乐之情也”,乐之本同而其变则异,同者其精者也,异者其粗者也,推其异而合之同,举其粗而归之精,则其体凝一矣。臣请明诏天下求知音律者,内而朝着、外而州郡,隐而草泽之士、贱而技艺之流,许其自陈及臣僚荐举,聚于一处,俾其各就所能,因其明处而各罄其所知,用今世所奏之乐、今日所歌之辞,度其腔调,按其节拍,先求世之所谓正宫、越调之类,以究古人清宫、清商之调,依俗法之所移换,寻古调之所抑扬,然后被之于丝、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调而后古器之即合,作于一堂之间而有和应之美,不徒协夫奏者之心而且谐之听者之耳,无间贤愚、贵贱一是同和,然后按古人钟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吕新书》、朱文公之《通解》“钟律”,依其说、按其法而讲究其所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筑室布灰如其候气之法,截竹为管以求黄钟之声,如所谓“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此则蔡氏截管候气之法也,若夫所谓度其围径者则未有定准焉。夫所列之管既已应气,可豫寻黍中者分为三等,先以一等实于是管之中,必须千二百粒适满其中无欠无余然后用之,有余欠者则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别用之,必同而后已,所实既同,然后因之以定尺、审度量、谨权衡焉。由是以制律吕、均声音、制乐器,先试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又以十六声而齐八器,声高者则抑而下之,声下者则引而上之,过于厉者平之,过于醲者淡之,逐器而调之,使其一器之中声律自然均调而无有参错,合器而协之,使其众器之间自然翕合而无相夺伦,无一器之不谐,无一音之不应。如此虽不能尽善尽美如古人之纯全,然通其变以穷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仿佛者矣,方之《章》《韶》《》《武》虽不可企及,然视后世之因循苟且者则有间矣。臣于钟律非所通晓,姑述所闻以俟当代之圣明任作述之大柄者焉。

 

卷四五

  ▲王朝之礼(上)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门,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视政;三曰内朝,亦谓路寝之朝,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四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臣按:天子路寝,门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门,二曰库门(一作雉门),三曰雉门(一作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一作毕门)。皋门之内(或作外)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库门有三府、九寺,库门内有宗庙、社稷,雉门外有两观连门,观外有询事之朝,在宗庙、社稷间,雉门内有百官宿卫之廨。应门内曰中朝,中朝东有九卿室为理事之处,所谓中朝即中门也,然不谓之朝而谓之门,意者堂宇深邃难于听对,每日常朝则御其门欤。今制,天子大朝贺、朔望行礼御正殿,常朝御门,与此合。

  《周礼天官》: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门外)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禁谓止其非法,令谓使之有为)叙群吏之治(次序所治之事),以待宾客之令(令谓宾客未至而先为之具)、诸侯之复(报也,谓奏事者)、万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谓上言者)。

  郑玄曰:“治朝在路门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仪。叙群吏之治者,常次叙群吏之职事,三者之来则应使辨理之。”

  臣按:天官卿冢宰,其贰则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灊朝则冢宰赞听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谓叙群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宾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