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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十收其二,谓之率贷。

  德宗时,国用不给,借富商钱,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死者。

  臣按:唐行率货及借钱令,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货,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赀)

  德宗时,军用不给,乃税间架,算除陌钱。

  臣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商算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算间架除陌钱)。

  宋太祖开宝三年,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

  臣按: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咸奏罢之。(此朴买)

  宋神宗元丰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

  哲宗元祐中,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请罢实封之法,酌取其中定为永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者,凡有坊场河渡去处,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言:“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且令带纳一料,侯秋成更令带纳。”

  臣按:民间耕蚕一年之收,仅足以供一年之赋,有所逋负积压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偿了,尧俞所建带纳之说,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

  知杭州苏轼言:“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取’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

  臣按: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准此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之幸。

  孝宗时,朱熹上封事:“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后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言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不暇及远,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是时也,所谓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后,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为一时生民之害耳。后世人主苟未至猝迫无措之时,决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时,赵汝愚言:“诸县措诸月桩钱,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细民之害。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惟所谓罚讼者之钱,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朝廷虽有明禁,视之以为虚文。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乞峻发德音,著为常宪,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厉士夫廉隅之节。(此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鬻算之失

 

卷三三

  ▲漕挽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於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麵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麵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裏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裏納丱(刈禾曰丱),三百裏納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裏粟,五百裏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樸,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裏,遠輸不出五百裏,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間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臣按:泛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孫武曰:“千裏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鬥)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挽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者不苦其徭,徭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武帝作柏梁台,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並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籲,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挽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複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裏。蓋昔河、汴堤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堤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複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穀口,治斜穀、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馬廷鸞曰:“邸閤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製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濬、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複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裏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逾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鬥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鬥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鬥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巳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複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失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閼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鬥耗,自漢(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鬥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論漕挽之宜(上)

 

卷三四

  ▲漕挽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置三转般仓于真(今仪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折运无复留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䌷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余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干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扬、楚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捡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势,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迅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胡长孺曰:“杭、吴、明、越、扬、楚、幽、蓟、莱、密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淮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号为沙。朱清者尝佣海滨,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试之良便,遂兴海运。”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唐杜甫诗),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噍,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史又云,风涛不测,粮船漂溺,无岁无之,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今济宁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开川,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舟行艰阻,有妨岁计,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高二三尺许,截水以过舟,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以遏水,其有浅处,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栅中开门,当中浚深,河潢可容两舟许,分道上下,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罢之。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舳舻不至挤塞,而运道四时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之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干,运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敌小而期促者耳,大敌在前,拥兵数十万,千里馈粮,旷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巨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郎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天虑,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

 

卷三五

  ▲屯营之田

  汉文帝从晁错(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送也)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边防之扰,而边防所以无扰者,以守御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道路之远、输将之难,率数十倍而致其一,错谓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此也。

  武帝时,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言:“击虏以殄灭为期,愿罢骑兵屯田,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以上田事出(谓春人出耕也),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国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盖地以生物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随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补助之,取给于他所可也,是故善为国计者,必因天时尽地力,不以其边塞之地、冱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此晁错、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虽然,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宣帝问充国曰:“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充国复奏:“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堑垒木樵(与谯同楼也)校联不绝(用木相联实),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然后收耕田之利,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若夫远外之地,地远而势孤,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大攻不能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有沟堑可以限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木以为谯望,联木以为沴棚,时出游兵以防寇钞,如是,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心有所恃而无内怨,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而享收获之利矣。请当边境无事之时,遣官循行边境,相视土宜,一如充国所言者,处置防护,分兵屯种,且耕且守,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而且利于今日矣。充国上议时有云“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臣于是亦云。

  汉末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饿则寇掠,饱则弃余,民多相食,州里萧条。曹操从枣祗请,建置屯田,以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臣按:曹操从枣祗言,募民屯田许下,当乱离之余尚能致仓廪皆满,苟于太平无事之时,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种,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少宽民租,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按堵,军无私焉。

  臣按:兵无食则不成兵,善谋国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因粮于敌,是以所至成功。赵充国、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而所见之智则同。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伐吴,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昔破黄巾,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且佃且守,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得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以此乘吴无往不克。”懿从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泚(音脂)水,四百余里置一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于颍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农官兵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陈尧叟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菑之害又少于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天下田价比诸国初加数十倍,水田惟扬州最贱,陆田惟颍、寿为轻,且地在两京之间,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虽无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赖以少宽民力,省岁漕,其于国用不为无助。臣请于淮南一带,湖荡之间、沮洳之地、芦苇之场尽数以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势高下,测泥涂浅深,召江南无田之民,先度地势,因宜制便,先开为大河阔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开中河八九尺者以达于大河,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者以达于中河,使水有所泄,然后于其低洼不可耕作之处浚深以为湖荡,及于原近旧湖之处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为堤以限水,或为堰以蓄水,或为斗门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无力者给以食,田成之后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计其庸,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税,六七年间,其所得者恐不减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国,有外敌之患,犹能兼淮、颍而尽田之,其后果赖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尽四海以为疆,而此地介两京间,而又为运道经行之路,有鱼盐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谓扬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仅百里许,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为之奴隶,出者逐什一之利轻去田里,夫若此者,岂其所欲哉?无可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无定见,傥朝廷颁方尺之诏,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徕之,无不成者。既成之后,又于颍寿之间召民开垦陆田,亦随地势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税,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阳湖置洪泽屯,于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俱在此地,遗迹可考也。

  晋羊祜镇襄阳,垦田八百余顷。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储,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积。平吴之后,杜预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垦之田,其遗迹在今湖广之荆襄、河南之唐邓,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观之,则此三郡实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陆,今此三郡盖兼水陆而有之也,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臣请于两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择廷臣知稼穑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陆种之地则分疆定界,募北人种之。成熟之后按亩分租,随地储积,遇有急用,由汉入江,由江而达于金陵,稍省岁漕之数,多留郡县之储,或遇河洛、关陕荒歉,亦可用以救济。又于暇日讲求武关入秦之路、商于陆挽之故,万一三边有缺,亦或赖以济焉。

  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

  臣按: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