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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十收其二,谓之率贷。

  德宗时,国用不给,借富商钱,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死者。

  臣按:唐行率货及借钱令,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货,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赀)

  德宗时,军用不给,乃税间架,算除陌钱。

  臣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商算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算间架除陌钱)。

  宋太祖开宝三年,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

  臣按: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咸奏罢之。(此朴买)

  宋神宗元丰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

  哲宗元祐中,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请罢实封之法,酌取其中定为永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者,凡有坊场河渡去处,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言:“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且令带纳一料,侯秋成更令带纳。”

  臣按:民间耕蚕一年之收,仅足以供一年之赋,有所逋负积压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偿了,尧俞所建带纳之说,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

  知杭州苏轼言:“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取’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

  臣按: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准此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之幸。

  孝宗时,朱熹上封事:“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后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言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不暇及远,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是时也,所谓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后,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为一时生民之害耳。后世人主苟未至猝迫无措之时,决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时,赵汝愚言:“诸县措诸月桩钱,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细民之害。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惟所谓罚讼者之钱,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朝廷虽有明禁,视之以为虚文。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乞峻发德音,著为常宪,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厉士夫廉隅之节。(此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鬻算之失

 

卷三三

  ▲漕挽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於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麵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麵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裏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裏納丱(刈禾曰丱),三百裏納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裏粟,五百裏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樸,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裏,遠輸不出五百裏,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間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臣按:泛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孫武曰:“千裏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鬥)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挽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者不苦其徭,徭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武帝作柏梁台,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並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籲,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挽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複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裏。蓋昔河、汴堤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堤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複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穀口,治斜穀、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馬廷鸞曰:“邸閤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製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濬、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複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裏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逾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鬥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鬥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鬥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巳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複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失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閼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鬥耗,自漢(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鬥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論漕挽之宜(上)

 

卷三四

  ▲漕挽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置三转般仓于真(今仪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折运无复留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䌷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余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干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扬、楚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捡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势,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迅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胡长孺曰:“杭、吴、明、越、扬、楚、幽、蓟、莱、密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淮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号为沙。朱清者尝佣海滨,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试之良便,遂兴海运。”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唐杜甫诗),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噍,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史又云,风涛不测,粮船漂溺,无岁无之,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今济宁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开川,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舟行艰阻,有妨岁计,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高二三尺许,截水以过舟,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以遏水,其有浅处,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栅中开门,当中浚深,河潢可容两舟许,分道上下,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罢之。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舳舻不至挤塞,而运道四时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之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干,运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敌小而期促者耳,大敌在前,拥兵数十万,千里馈粮,旷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巨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郎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天虑,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

 

卷三五

  ▲屯营之田

  汉文帝从晁错(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送也)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边防之扰,而边防所以无扰者,以守御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道路之远、输将之难,率数十倍而致其一,错谓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此也。

  武帝时,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言:“击虏以殄灭为期,愿罢骑兵屯田,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以上田事出(谓春人出耕也),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国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盖地以生物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随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补助之,取给于他所可也,是故善为国计者,必因天时尽地力,不以其边塞之地、冱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此晁错、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虽然,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宣帝问充国曰:“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充国复奏:“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堑垒木樵(与谯同楼也)校联不绝(用木相联实),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然后收耕田之利,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若夫远外之地,地远而势孤,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大攻不能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有沟堑可以限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木以为谯望,联木以为沴棚,时出游兵以防寇钞,如是,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心有所恃而无内怨,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而享收获之利矣。请当边境无事之时,遣官循行边境,相视土宜,一如充国所言者,处置防护,分兵屯种,且耕且守,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而且利于今日矣。充国上议时有云“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臣于是亦云。

  汉末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饿则寇掠,饱则弃余,民多相食,州里萧条。曹操从枣祗请,建置屯田,以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臣按:曹操从枣祗言,募民屯田许下,当乱离之余尚能致仓廪皆满,苟于太平无事之时,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种,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少宽民租,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按堵,军无私焉。

  臣按:兵无食则不成兵,善谋国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因粮于敌,是以所至成功。赵充国、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而所见之智则同。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伐吴,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昔破黄巾,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且佃且守,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得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以此乘吴无往不克。”懿从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泚(音脂)水,四百余里置一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于颍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农官兵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陈尧叟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菑之害又少于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天下田价比诸国初加数十倍,水田惟扬州最贱,陆田惟颍、寿为轻,且地在两京之间,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虽无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赖以少宽民力,省岁漕,其于国用不为无助。臣请于淮南一带,湖荡之间、沮洳之地、芦苇之场尽数以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势高下,测泥涂浅深,召江南无田之民,先度地势,因宜制便,先开为大河阔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开中河八九尺者以达于大河,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者以达于中河,使水有所泄,然后于其低洼不可耕作之处浚深以为湖荡,及于原近旧湖之处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为堤以限水,或为堰以蓄水,或为斗门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无力者给以食,田成之后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计其庸,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税,六七年间,其所得者恐不减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国,有外敌之患,犹能兼淮、颍而尽田之,其后果赖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尽四海以为疆,而此地介两京间,而又为运道经行之路,有鱼盐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谓扬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仅百里许,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为之奴隶,出者逐什一之利轻去田里,夫若此者,岂其所欲哉?无可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无定见,傥朝廷颁方尺之诏,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徕之,无不成者。既成之后,又于颍寿之间召民开垦陆田,亦随地势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税,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阳湖置洪泽屯,于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俱在此地,遗迹可考也。

  晋羊祜镇襄阳,垦田八百余顷。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储,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积。平吴之后,杜预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垦之田,其遗迹在今湖广之荆襄、河南之唐邓,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观之,则此三郡实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陆,今此三郡盖兼水陆而有之也,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臣请于两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择廷臣知稼穑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陆种之地则分疆定界,募北人种之。成熟之后按亩分租,随地储积,遇有急用,由汉入江,由江而达于金陵,稍省岁漕之数,多留郡县之储,或遇河洛、关陕荒歉,亦可用以救济。又于暇日讲求武关入秦之路、商于陆挽之故,万一三边有缺,亦或赖以济焉。

  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

  臣按: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发夕至,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其法视古为良。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其牛具、农器则总于屯曹,细粮、子粒则司于户部,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每军受田二十亩、纳租六石,而余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臣窃以为,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请如唐人,较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又得以遂室家之乐而有盖藏,公私两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一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

  臣按: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余里,得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今国家烟火万里,卫所列峙,又值边圉安靖之时,虽时或有侵轶,未尝举大众入深地,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因其地势,相其土宜,立为营堡,开垦田畴,分军耕种。当夫耕耘收获之时,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壮尽室而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堑,为烽堠以瞭望之,出游骑以巡哨之,遇有寇盗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备,势可敌则拒之,不可敌则避之。如此,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年年皆有收获之入,边储自然给足,可以省内挽之劳,可以严外侮之备。

  宋太宗端拱中,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兴河北营田。先是,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谷,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则恐变生不测。”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魏晋至唐皆行之,未尝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冱寒硗卤之地,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今宋之所谓边者,乃在中国,非边徼也,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呜呼,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不顾事体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从违,何以立国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分军耕种,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但使人人奋耕、家家有积,边城自然充足,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俾其赍价来籴,家积有余,市价自平,不独边用不亏,边军皆赡,而内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临津令黄懋上书,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小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于雄、莫、霸等州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定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众,武臣耻于营葺,群议益甚,几于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马端临曰:“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坏,然后兵农判而为二,不独农疲于养兵,而兵且耻于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几三千里,而又与契丹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当四方无事之时、人民繁庶之际,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诚无难者。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是亦足国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伏乞英断,一节勒归,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亦因之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罢之。臣以为,与其弃之,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后取其余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

  臣按:凡前所陈屯营之策,非田不可耕,实恐耕田无其人,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臣窃以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为边境,岁有军旅之兴、防御之备,戎马蹂践,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而江右尤众。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付以招徕之,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俾自择其属,遍行天下,有间田处相地度势,立屯堡以聚游食,辟污莱以为畎亩,开渠堰以资灌溉,异时成效,补助非少。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方其举事之初,量度或未必当,及其施为之际,弊病或不能无,自觉失宜,许其陈首,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如是,则无宋人抑勒百姓、舍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凡天下事无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为翰林直学士,进言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东,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后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谋国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吁,亦已晚矣。今国家都于燕,京师之东皆濒大海,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当此全安极盛之时,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专任其事,仍令先行闽、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从行相视可否,讲求利害,处置既定,然后召募丁夫,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议之时,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然几会已失,事势巳去不可为矣。呜呼,岂非后世永鉴哉。臣尝闻闽浙人言,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必得河水以荡涤之,然后可以成田,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然后田可耕也。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观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处无如直沽,然其直泻入海,灌溉不多,请于将尽之地依《禹贡》逆河法,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带,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则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譬则富民之家,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集虽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由是岁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尽人力、广地利,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国计不无少助。

  以上屯营之田。臣按: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逮于我朝,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体宸极之尊居,受四方之环拱,始于此建极图治焉。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所费有不赀焉者,岁计何啻亿万,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沿边建阃,屯兵列戍,率资远以给近,取外以足内,调乎中以实之边,聚积固难而输,将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赋有限,国之用度无穷,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而欲其优裕丰瞻,难矣。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臣故于“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之下首举“贡赋之常”,而以“屯营之田”终焉,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用人之力,尽地之利,因天之时,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问于朱熹曰:“《大学》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时,留心于天下之大本,义以制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臣不胜惓惓。

 

卷三六

  △明礼乐

  ▲总论礼乐之道(上)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礼。

  朱熹曰:“律谓十二律,黄钟、太蔟(千候反)、姑洗(苏典反)、蕤宾、夷则、无射(音亦)、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也,六为律、六为吕。以之审度而度(入声)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去声)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五礼,吉、凶、军、宾、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风俗(十龠之十当作合)。”

  臣按:礼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于律则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于礼则修之,修之恐其有废坠。则是礼乐之制作自古有之,天子既用之于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而又以时同之、修之,非但备其仪文、协其声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风俗也。后世惟于创国之初一颁其制,继世之君不闻有所谓同律、修礼之举,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此治所以不及古欤。

  《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诈伪)而教之中(无过不及),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谓欲之动者)而教之和(无所乖戾)。

  郑玄曰:“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五礼谓吉、凶、军、宾、嘉也。乐所以荡止民之情思使其心应和,六乐谓《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大武》也。”

  吴澂曰:“人伪日胜则党偏反侧,流于不中;人情日滋则放僻邪侈,流于不和。惟以礼乐防之,则其教易入,礼乐也者,其教民之本也。”

  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

  真德秀曰:“此义在《周礼》为最难通者也。先郑氏以阴、阳德为男女之情,既未适当,而康成则曰:‘天产者动物,谓六牲之属;地产者植物,谓九谷之属。阴德,阴气在人者,阴气虚,纯之则劣,故食动物作之使动,过则伤性,制中礼以节之;阳德阳气在人者,阳气盈,纯之则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静,过则伤性,制和乐以节之。如此,然后阴阳平、性情和而能育其类。’郑氏之说如此,亦未见其必然(先郑氏谓兴也,以别康成)。”

  臣按:天产、地产即下所谓百物之产也,阴德、阳德即下所谓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产,阴阳各有其德,先王作礼乐以事鬼神,阳之德为神,阴之德为鬼。用天所产者以作阴之德,礼由阴作者也,礼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实必得其中而不过于奢俭焉,是以地制之礼而节天阳之所生也;用地所产者以作阳之德,乐由阳来者也,乐以防之,使其笾豆之实必得其和而不至于乖戾焉,是以天作之乐而节地阴之所成也。夫天本阳也,以天产而作阴德;地本阴也,以地产而作阳德,如此,则天地之化、百物之产合为一矣。由是而事鬼神,则阴阳之气交、动植之物备、礼乐之用节,是故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万民以之而谐闺门、族党,无不和协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鸟兽草木无不顺成者矣。

  《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陈澔曰:“万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礼主于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后作乐,以文德定天下者乐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乐武功之成,非泛然为之也。节事为人事之仪则也,道志宣其湮郁也,世治则礼序而乐和,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故观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臣按:自昔人君为治之大本惟在于礼乐,礼之大者在郊天享庙,乐之大者在章德象成,故其制为一代之礼以节天下之事,使其所行者咸有节而无大过不及之差,修为一代之乐以道万民之志,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无郁结不平之患。是以自古善观人国者惟于其礼乐观之,而于其政刑则略焉,此无他,求其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郊特牲》曰: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

  臣按:圣人本天地之阴阳以作礼乐,故乐由阳而来,礼由阴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之而发舒天道之阳、敛肃地道之阴。然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必礼备乐和、兼施并行,然后天之阳、地之阴气交而形和,而絪缊之气通、生成之道备,而万物无有不得其所者矣。

  《乐记》曰: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臣按:《乐记》此章上文有曰:“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说者谓以玄酒、腥鱼、大羹非极口腹之欲也,以朱弦、疏越非极耳目之欲也,盖以人心莫不有欲,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恶,好恶得其平,则是人道之正也。故圣人因礼乐而示之以好恶之正,使民观其礼而知上之制礼而不专事乎口腹也,如此,则莫不好质而恶奢;观其乐而知上之作乐而不专尚乎耳目也,如是,则莫不好和而恶淫。如此,则民之好恶得其平,而人道之正者于是复其初矣。后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下民化之,此人道所以日流于邪淫而世道日沦于污下也欤?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臣按:礼乐之制皆是以人为之节,度于人之死而兴哀也,则为之衰麻之服、哭泣之数以节其丧纪;于人之生而好乐也,则为之钟鼓之音、干戚之舞以和其安乐;因人之生而有男女,则为之婚姻、冠笄之礼以别之,使其不混;因人之生而相交接,则为之射乡、燕食之礼以正之,使其不流。礼以节之则民之行也无不中,乐以和之则民之言也无不和,是则丧纪也、安乐也、男女也、交际也,人人所有也,任其自有而自为之,不失之太过则失之不及,是以先王为之衰麻、哭泣,为之钟鼓、干戚,为之婚姻、冠笄,为之射乡、食飨,皆是因其所当为而为之节也,岂以私意巧智为之哉?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辅广曰:“乐者所以合人之和,礼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则相亲,分辨则相敬,有以合其情而无以饰其貌则乐胜而流矣,有以饰其貌而无以合其情则礼胜而离矣。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二者阙一则不可。”

  臣按: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此二言者非但以论礼乐,凡人之行己处事,接物、交朋友,处族姻、乡党,无不皆然者。故礼以饰貌必有其义,其义既立则检于外者各得其宜,宜则人心安而不乖;乐以合情必有其文,其文既同则存于中者各有其理,理则人心定而不乱,此合情饰貌所以为礼乐之事而救其流离之失。然又必有义与文焉互相为用,然后贵贱以之而等、上下由是而和,此礼乐所以四达而为王道之备欤。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郑玄曰:“乐由中出,和在中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

  臣按:礼乐之所以为大者,以其简易也。乐由天作而其大者与天地同和,如干以易知;礼以地制而其大者与天地同节,如坤以简能。故人君在上,以一心之中和而建为天下之极,若其文为度数则付之有司,亦犹乾坤之简易也。是以恭己五位之尊,揖让庙堂之上,而化行于四海、九州之大,所操者至简而不烦,所守者至易而不难也。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郑玄曰:“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也。不失者,不失其性也。祀天祭地者,成物有功报焉。”

  朱熹曰:“礼主减,乐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义。礼乐、鬼神一理,在圣人制作处便是礼乐,在造化功用处便是鬼神。”

  臣按: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乐形而下者也,鬼神形而上者也。上下无异形,幽明无二理,是以自古圣人之制作礼乐于昭昭之表,所以妙契鬼神于冥冥之中,无愧于此即无愧于彼也。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

  朱熹曰:“礼有经礼、曲礼之事殊而敬,一乐有五声、六律之文异而爱,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者,皆大乐、大礼之所感化也。礼乐之制,在明王虽有损益,而情之同者则相因述也。唯其如此,是以王者作兴,事与时并,如唐虞之时则有揖让之事,夏殷之时则有放伐之事,名与功偕者功成作乐,故历代乐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臣按:先儒曰有是时则有是事,有是事则有是功。圣人观其会通以行典礼,固未尝执一以废百,亦未尝循末以忘本。

  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辅广曰:“礼乐之情存乎中,礼乐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圣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圣可兼明,圣诚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诚则圣矣。”

  臣按:理之深者谓之情,知则洞达其本原精蕴者也;理之显者谓之文,识则通晓其源委节目者也。知之悉故能创新开始,识之详故能袭旧成终。创物之始,非圣人不能成物之终,虽明哲之士亦可能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孔颖达曰:“此一节申明礼乐从天地而来,王者必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乐者调畅阴阳,是天地之和也。礼明贵贱,是天地之序也。乐主于阳,是法天而作;礼主于阴,是法地而制。”

  朱熹曰:“乐由天作属阳,故有运动意;礼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臣按:圣人之礼乐与天地之阴阳相为流通,故始也法阴阳而为礼乐,终也以礼乐而赞阴阳。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与遍同)者其礼具。

  臣按:乐以象功者也,礼以饰治者也。功成而作乐,功大然后所作之乐备,治定而制礼治辩,然后所制之礼具。苟功不成、治不定,或功与治未至于大与辩而强为之声容,制度无其本根而徒事其枝节,终归于废弃也已矣。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臣按:三王而专言礼,五帝而专言乐,互文以见义也。夫礼乐之不可沿袭者,其声容、制度耳,若夫和敬之本原,根于人心之固有出乎天理之自然者,虽百世不易也。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真德秀曰:“《易》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礼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此乐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物生万类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圣人因之制为之礼,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即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妇、师友、宾主下及于舆台、皂隶,等级分明,不相混乱,即万物散殊之象,此礼制之所自行也。阴阳五行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未尝止息,相摩相荡,若雷霆之鼓动、风雨之散润,二气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穷。圣人因之作为之乐,有五声、有十二律。角、征,阳也,商、羽,阴也;六律阳也,六吕阴也。混合无间而乐成焉,故能与天地之和相应,此乐之所由兴也。知乎此,然后识礼乐之原矣。”

  臣按:朱熹叹《乐记》此数句意思极好,可见圣人之制作礼乐,皆是自然合当如此。真德秀亦云:“知乎此,然后识礼乐之原。”后之有志于礼乐之制作者,请玩心于此二十有五言云。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臣按:《乐记》此章与《易系辞》大同小异,记者引之言圣人制礼其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彼以《易》象言,此以礼制言耳。

  地气上齐(音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真德秀曰:“详悉前章之旨,自‘天尊地卑’至‘贵贱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义也,自‘动静有常’至‘在地成形’是言万物散殊之义也,‘地气上齐’至‘百化兴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义也。合二章而观,其理焕然矣。”

  臣按:礼乐之制作于圣人,非圣人所自为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大率礼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乐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气,气得其顺则天亦应之以顺,形得其常则地亦示之以常。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为非礼之礼、非乐之乐,是天之有盲风怪雨、地之有息壤洪流,其致逆气之应、异象之垂,有必然者矣。其为治道累,夫岂小哉?

  乐着(直略反)大始而礼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臣按:乾元之气运行之初而无以加,所谓大始也,而乐之为乐则根著乎是焉;坤元之形凝定之后而有所成,所谓成物也,而礼之为礼则居处乎是焉。是乐也由阳而来,昭著于声气而流行不息者,在天之气运也;是礼也由阴而作,昭著于形体而安静不动者,在地之形峙也。不息则动矣,不动则静矣,乐之动在于天,礼之静在于地,而礼与乐则动而又静、静而又动,而并在乎天地之间焉。是以圣人分而言之,在天之动者则谓之乐、在地之静者则谓之礼;圣人合而言之,在天地之间兼动与静者则通谓之礼乐云。谓之云者,言其所以为礼乐者如此也。

  乐也者施(去声)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

  臣按:《正义》谓乐无反报之意但主于恩施而已,故曰施。礼尚往来,受人礼事必当报之也,故曰报。所以施之者何?乐其所自生也,于其所自生之初而乐之,故其作乐必本其所以生者而为之恩施也。所以报之者何?反其所自始也,于其所自始之处而反之,故其制礼必本其所以始者而为之酬报也。然其所以乐其生者用以章其德而已,盖作乐以祀其先,所以章显先王之德于歌颂舞列之间也;其所以反其始者用以报其情而已,盖制礼以祀其神,所以报答其生育之情而反吾本生之初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臣按:人情多变而乐则一定而不可变,事理无常而礼则一定而不可易。何也?乐以统同,而凡人情之应感而动者或听之而和顺、或听之而和亲,莫不一统之以和也;礼以辨异,凡事理之随物赋形者亲疏各有其序、尊卑各有其等,莫不各辨之以序也。如此,则礼乐之作不徒有是言说,而凡天下之人情、事理皆管摄乎其中矣。

  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

  陈澔曰:“大人举礼乐,言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也。天地将为昭焉,言将以礼乐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

  臣按:此章下文所谓“天地䜣合,阴阳相得”以至于“胎生者不岩而卵生者不血”,皆天地将为昭焉之事也。嗟夫,大人兴举礼乐,则效至于天地阴阳之化气、化形生之物无一而不得其所者如此,夫岂无故而然哉?盖礼得其序而乐得其和,序则物各得其理而不杂,和则物各顺其性而不乖,既序且和则建极于上者有其德,燮理于下者尽其职,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矣。天地之间,何者而非礼乐昭宣之功哉?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臣按:圣人与斯民均备是礼乐于一性之中,圣人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圣人备礼乐以身,内和而外顺,故一举而措之天下,则此以心感、彼以心应,宜其易易而无难。

  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

  朱熹曰:“礼如凡事俭约、如收敛恭敬便是减,须当着力向前去做便是进,故以进为文。乐以歌咏和乐便是盈,须当有个节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为文。礼减而却进前去,乐盈而却反归来,便是得情性之正。”

  臣按:礼以谦逊、退贬为尚,故主减,然礼之体虽主于减杀而其用则在乎进前也,故必勉而作之而以进为其文;乐以发扬、蹈厉为上,故主盈,然乐之体虽主于充盈而其用则在乎抑反也,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为其文。主减者当进,须力行将去;主盈者当反,须回顾身心。程颐所谓礼乐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

  臣按:礼得其理则有序而不乱,乐得其节则虽和而不流。无理不动,防其乱也;无节不作,防其流也。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素,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偏。

  臣按:素谓无文,偏谓不全。子张问政,子曰:“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臣按:举而错之,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也。

  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舞之行位相连缀)兆(位外营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礼乐之道不在于仪文、度数、声容、节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间。

  以上总论礼乐之道(上)

 

卷三七

  ▲总论礼乐之道(下)

  《孝经》: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臣按:人君为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善于礼与乐。礼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乐之移风易俗,人多疑焉。何也?盖礼之为用,民生日用彝伦不能一日无者,无礼则乱矣。乐以声音为用,必依永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资礼以用之,有非田里闾巷间所得常闻也,而欲以之移风易俗不亦难哉?夫乐有本、有文,出于人心而形于人声,然后谐协于器以为乐。圣人之论,论其本耳。礼之本在敬,乐之本在和,敬立则为礼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则为乐所以移风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经》此章首以“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弟”为言而继之以此,然不先礼而先乐,而于礼之下即系之曰“礼者敬而已矣”,不言乐之和而和之意自溢于言外。下文所谓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礼之敬也,子之悦、弟之悦、臣之悦者乐之和也,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岂非安上治民而移风易俗之效哉?由是观之,礼乐二者交相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无,是诚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区区求其治效于声音、器数之末,岂知要者哉?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程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范祖禹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者矣。”

  朱熹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又曰:“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专言礼之用,而程氏始用《乐记》二语以见礼之不可无和,和便是乐之意。朱子谓严而泰是礼中有乐,和而节是乐中有礼,虽不明言乐字而乐之意自见于言外。臣故列之于礼乐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程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游酢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李郁曰:“礼乐待人而后行。”

  臣按:先儒谓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也,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礼则礼皆得其宜,以和用乐则乐皆合其度,是礼乐皆为我用。苟心不仁,则无敬与和,无敬与和其将奈礼乐何哉?是故用礼乐者必以和敬为本,而和敬又以仁为本。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程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

  朱熹曰:“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用之谓用礼乐。孔子既述时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盖欲损过以就中也。”

  或问朱熹曰:“此礼乐还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之礼乐?”曰:“也不止是这般礼乐,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只管文胜去如何合杀?须有个变转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礼乐之在世者有质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胜,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必有王者兴焉,于是损文以就质,使之复得其中;驯至中叶则又渐渐日趋于文,所贵乎在位者随时消息而张弛之,使文与质恒相称而彬彬然,以复其先进之旧,则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称盖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盖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其为道一也。”又曰:“礼乐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礼乐,一家有一家之礼乐,一邑有一邑之礼乐,以至推之天下则有天下之礼乐,亦随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显而后施之也。”

  臣按:此章见礼乐为为治之本,然本文只说弦歌,弦歌乐耳而未尝言礼,而注乃谓武城虽小亦必用礼乐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礼乐之说。盖礼乐二者为治之本,相须而成,既有弦歌之声必有仪文之礼,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礼乐以为治,则夫天下之大而可无礼乐哉?后世急于刑罚事功,失古人为治之意矣。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程颐曰:“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椅,一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盗贼至为不道,然亦有礼乐,盖必有总属、必相听顺乃能为盗,不然则叛乱无统,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

  朱熹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

  臣按:周末文灭其质、礼废乐坏之时,人但知以玉帛、钟鼓为礼乐而忘其本,故圣人以是为言。云云者,谓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辞也。人之言礼乐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礼乐之所以云云者,不在于玉帛、钟鼓之末而在于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

  臣按:为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礼乐,故必有德、有位之圣人然后足以当制作之任。虽然,此言创始者耳,若夫承天践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须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选用贤能,发挥盛制,不可如汉文之谦让未遑而安陋就简,以贻后时之悔。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

  臣按:所谓六经者,《易》《书》《诗》《春秋》《礼》《乐》也,今世《乐经》不全,惟见于戴《记》中之《乐记》。说者因班固此言,谓《易》以道礼乐之原,《书》以道礼乐之实,《诗》以道礼乐之志,《春秋》以道礼乐之分。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人君为治诚能以礼乐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杂于秦、汉以来功利之私,则古治不难复矣。


上传人 欢乐鱼 分享于 2017-12-21 18: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