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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曰:“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圣人所难也,故求之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考之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询诸人而决诸己,使各长官自考其属而宰相总之,天子定其赏罚,则何劳烦之有?”又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当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专,立法宽而责成远,故鲧之治水,九载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后赏其功。非但效米盐之课、责旦夕之效也。”

  臣按:本朝以百官考课之法属之吏部,内外官皆以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则有虞之制也。官满者则造为牌册,备书其在任行事、功绩,属官则先考于其长,书其最目。转送御史考核焉亦书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状书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平常、三曰不称。既书之,引奏取旨令复职,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计前二考之所书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简而要、详而尽,汉、唐以来所未有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汉宣命御史考殿最也,书以考语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册、引以奏对即宋人之引对磨勘也。以一人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长,而又本于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岂非万世之良法欤?

  以上严考课之法。臣按:吏部职任之大者莫大于铨选、考课,铨选是以日月计其资格之浅深而因以试用,考课是以日月验其职业之修废而因以升降。其初入仕也以资格而高下其职,其既满考也以考课而升降其官,自古求贤审官之法不外乎此二途而已。诚能择吏部之卿佐,俾自择其属,秉铨衡者量才于资格之中,核功过者拔才于考课之外,惟公惟明,不偏不党,则国家有得人之效,事妥民安而制治保邦之本立矣。

  ▲崇推荐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茅根之相连者)以其汇(类也),征吉。

  程颐曰:“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君子之进必以其类,不唯志在相先乐于与善,实乃相赖以济,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独立不赖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则天下之贤萃于朝廷,同志协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则不肖者并进,然后其党胜而天下否矣,盖各从其类也。”

  臣按:进一君子则众君子进,进一小人则众小人进,此《泰》之初九所以有“拔茅茹以其汇”之象也。夫致泰之道亦多端矣,而作《易》圣人必以是而系于一卦之初者,以见人君欲财成辅相天地以左右乎生民者,非得众君子以为之佐,不可以成泰功也。此致治者所以必慎于用人、专于委任以致夫泰治,而又崇推荐之道以保其泰于悠久焉。

  《周官》曰: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王安石曰:“道二,义、利而已。推贤让能所以为义,大臣出于义则莫不出于义,此庶官所以不争而和;蔽贤害能所以为利,大臣出于利则莫不出于利,此庶官所以争而不和,庶官不和则政必杂乱而不理矣。称亦举也,所举之人能修其官,是亦尔之所能,举非其人是亦尔不胜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责如此。”

  臣按:有虞之朝,命禹为百揆,而禹则逊之稷契;皋陶命垂为共工,而垂则逊之殳甗。伯与益之,逊于朱虎熊罴;伯夷逊于夔龙。噫!君以其人为贤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贤、不自能而推之贤、让之能,其相与和穆也如此,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绩所以咸熙也欤。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时若之,而以推贤让能望其臣,盖欲其效虞廷之九官济济相让也,而又戒之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其切望之也深矣。

  《春秋穀梁传》曰: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

  臣按:此言则为臣者见贤而不举、为君者其臣举贤而不能用,钧为有失。

  《左传》:襄公三年,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祁奚子)。”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职之子伯华)。”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维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臣按:他书有曰:祁奚为大夫请老,晋君问孰可使嗣,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仇乎?”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又问孰可以为国尉,对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乎?”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君子谓祁奚外举不避仇仇、内举不避亲戚,可谓至公矣。其言比左氏尤为明白,至其所谓公之一言,真诫人臣举贤辅君之要道也。

  解狐与荆伯抑为怨,简子问于狐曰:“孰可以为上党守?”对曰:“荆伯抑可。”简子曰:“非子之仇乎?”对曰:“臣闻忠臣举贤不避仇仇,其废也不阿亲近。”简子曰:“善。”遂以荆伯抑为守。

  臣按: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又曰,恩仇分明,非有德者之言。况人臣事君莫大于荐贤为国,苟以亲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则其人可知矣。

  《论语》: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朱熹曰:“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程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臣按: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孔子此言虽为仲弓为宰而发,然推而广之,使人君之治天下,在朝之臣各举其所知之贤才,则人人所知者皆举而用之,而天下之贤才无遗者矣。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张栻曰:“天生斯贤以为人也,蔽贤之人妨贤病国,不祥孰甚焉。”

  臣按:天生贤才以为君用,人能引而进之,其为祥也大矣。媚疾之人蔽之而不容其进,非但不祥于其身,国而不幸有斯人,岂非大不祥哉?汉诏有云“蔽贤蒙显戮”,以是不祥之人投诸豺虎有北可也。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臣按:或人问报国孰为大?曰荐贤为大。盖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众人之智力其效多,由是以观,则人臣之所以事其君者,其高下可知矣。

  汉武帝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阖郡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臣按:未用之贤,其进与否在公卿、大夫之见任者,后世立法,因其所举贤否而坐其举主则有矣,未有以贤之不进而诛其见任者以责其必进者也。汉去古未远,故其诏令之颁犹有古意存焉。

  魏明帝时,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寔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者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其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故劝令让贤以自明,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具任,为百官之副亦具以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夫在官之人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不为耳。

  臣按:唐宋举官自代之制,盖本寔之此论,非独可以见其人材用之,实亦足以崇推让之风焉。

  唐狄仁杰荐张柬之、姚元崇、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张说喜推籍后进,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始。知进贤院,尝荐张九龄可备顾问。说卒,上思其言,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

  臣按:为大臣者皆能如狄仁杰、张说之荐贤,其为国家治道之助多矣。李克曰:“达观其所举。”二臣之所举如此,则其人之贤可知也已。

  崔祐甫为相,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德宗尝谓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

  司马光曰:“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贤非一人所能尽,若必待素识而用之,所遗亦多,必也举之以众、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则无遗才旷官之病矣。”

  文宗时,中书门下奏请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于本府、本道常选人中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如犯赃至一百贯已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已上者移守僻远小郡。

  臣按:人之难知而节之易变者莫如利,今日不取,安保其他日之皆不取哉?此事不取,安保其他事之皆不取哉?人固难保矣,而所以坐人罪者又未必皆得其实,此连坐举主之法名虽美而实未易行也。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学士、两省举令录,除官之日,仍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难也,夫中人以上不万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祸难、处困穷、临势利、怵交党,此改行易守之会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忍与不忍、敢与不敢相权于中,未至于甚,忍而不敢之心胜;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决: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诚知其人今不为是,安知其他日渝与不渝也,而况其下者乎?故连坐之法似美而实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实弊故其终废格。若曰吾姑严为之防尔,则奸人窥之其弊益甚,然则奈何?曰:人君惟典学明道、识拔真贤以为辅相,则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储木于山、育鱼于渊,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给目前,策之下也。”

  臣按:胡寅所谓“人君典学明道、识拔真贤以为辅相,则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此推本反己之论。

  宋太宗雍熙二年,令翰林学士、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官各于京官、幕职、州县中举可升朝者一人。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

  臣按:宋朝内外官皆责令在廷大臣举荐,不颛颛用选法也。

  端拱四年,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逾滥者,举主自首,原其罪。

  臣按:举主连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举主自首原罪之比,盖以所举之人事未彰露即许首原,既已彰露必坐以连坐之罪。此法苟行,则所举及受举之人咸知惧矣。

  真宗诏:每年终,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并同举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己谙委,或众共推称。至令合门、御史台计会催促,如年终无举官状,即奏闻当行责罚。

  臣按:宋朝人君切于举贤如此,可以为后世法。

  真宗复举官自代之制,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讫三日内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在内者于合门投下,在外者附驿以闻,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

  臣按:此举官自代之制,诚能举而行之,吏、兵二部各立簿籍二,编次所让表状,一以进内,一以留司,据此以为铨用升擢之资,其于进用贤才不为无益。

  司马光言于其君(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难圣贤所重,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如韩嵩之荐韩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如李峤之荐季邕),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如谢安之荐谢玄),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如匡衡之荐孔光),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如萧望之之荐薛广德),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如张说之荐张九龄),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如魏元忠之荐吴兢),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如袁盎之荐张释之),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如李祐之荐李巽),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如丙吉之荐于定国)。应职事官自尚书以下,每岁于十科中举三人,中书省钞录举主及所举官姓名,岁终不举及人数不足,按敕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执政各随所举之科选差。”

  臣按:天下人才不拘拘于此十科,况其各科之中所当用者亦有多寡不同。臣愚以为当如苏洵所云,《书》曰“载采采”,举人者当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尝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尝有某事知其能,虽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举之状,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如此,则取人之路广,当道者量其才器而用之,庶乎其得人矣。

  英宗时诏中外臣僚,于文资官内,不以职位高下举行实素著、官政尤异可备升擢任使之人;又于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举其堪充将领及行陈任使之人。司马光言:“臣始闻之不胜庆抃,既而议者皆言数年之前亦有此诏,所举甚众,未闻朝廷曾有所升擢,今兹盖亦修故事、饰虚名而已,非有求贤之实也。若果如此,诚有何益?乞将今来臣僚所举之人,随其资叙各置一簿,编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所司,遇文武官员有阙应系上件差遣者,并乞于所举官簿内资叙人中亲加选择点定。”

  臣按:光所言“数年前亦有此诏,而今之所行亦是修故事、饰虚名而已”,此切中后世诏令之弊,非但求贤一事然也。所谓置簿禁中一说尤为切要,但欲遇阙亲为点定,似乎未善。臣愚以为必须待所司各拟以闻,然后据此簿考其当否以点定之,如此,则人君于一世之人才皆有所据以知其人,亦可因所举之得失以知其人之贤否。

  苏轼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以致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廉谨勤干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几耳,其贪、其廉、其宽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职司察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又曰:“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盖以连坐者多故也,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变矣。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以督察之。”

  臣按:苏轼此言盖以职司守令于其属有可督察之势,而欲以举官之罪罪之。夫职司守令在其人,今日之己任则为其属,其属有罪而不察固有罪矣。若夫举官,前日之所举而今日有罪,彼又何预哉?臣愚以为,宜令举主于初举之时明具保任连坐之状,若其所举之人有不如所举,许其于事情未露之前具实发觉之,则原其缪举之罚。如此,则举人者有所恃而敢于荐扬,受举者有所畏而不敢改节矣。

  以上崇推荐之道

 

卷一二

  ▲戒滥用之失

  《易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大传》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

  程颐曰:“六三阴柔居下之上,处非其位,犹小人宜在下,以负荷而且乘车,非其据也,必致寇夺之至。虽使所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窃盛位,虽勉为正事而气质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终可吝也。”

  臣按:人品有君子、小人之别,而其所事亦有君子、小人之异。人君用人当随其人品而使之各事其事,则君子、小人各止其所而无有非所据而据者矣。非惟君子、小人各安其心,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上下相安而无暴慢之失,君子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任小人之事,凡居尊贵之位者皆世所谓君子也,凡任卑贱之事者皆世所谓小人也。上不慢而下不暴,则孰敢萌非分之望也哉?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鼎实也),其形渥(赧汗也),凶(形渥本义以为刑剭,谓重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程颐曰:“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独任,必当求天下之贤智与之叶力,得其人则天下之治可不劳而致也,用非其人则败国家之事、贻天下之患。阴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其不胜任而败事,犹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则倾覆公上之餗,餗,鼎实也。居大臣之位,当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于覆败,不胜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朱震曰:“位欲当德,谋欲量知,任欲称力,三者各得其实则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于得而已,以人之国侥幸万一,鲜不及祸,自古一败涂地、杀身不足以塞其责者,本于不知义而已。”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后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后居其任,虽百工胥吏且犹不可,况大臣乎?为君不明于所择,为臣不审于自择,必至于亡身危主、误国乱天下,皆由于不胜其任之故也。虽然,人臣不审于自择,一身一家之祸尔,人君不明于所择,则其祸岂止一人一家哉?上以覆祖宗千万年之基业,下以戕生灵千万人之身命。呜呼!人君之任用大臣焉,可不量其德、询其知、度其力而轻授之尊位、与之大谋、委之大任哉?

  《书说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吕祖谦曰:“官爵及私恶,非宪天聪明矣。”

  臣按:天下治乱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贤能则事得其理,人称其官而天下于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苟己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论德而人有恶德者亦畀之以爵,不复计其人之称是官与否、其德之称是爵与否,则庶事隳而名器滥矣,天下岂有不乱者哉?

  《诗曹风候人》篇曰:彼候人(道路送迎宾客之官)兮,何(揭也)戈与礻殳(殳也),彼其(音记)之子,三百赤芾(冕服之鞸,三命赤芾)。维鹈(小鸟也)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朱熹曰:“此刺其君远君子而近小人之词。言彼候人而何戈与礻殳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陈澔曰:“鹈鹕常入水中食鱼,今乃在鱼梁之上窃人之鱼以自食,未尝濡湿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窃禄而不称其服也。”

  臣按:人品有高下,爵位有崇卑,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执贱役,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宜也。顾乃使卑贱之人衣尊贵之服、居清要之任,岂得为称哉?

  《论语》: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舍置也)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程颐曰:“举错得义则民心服。”

  谢良佐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然或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

  臣按:人君任贤退不肖,所举用者皆正直之士,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则凡布为纪纲、施为政事者咸顺乎人情而不拂其性,而民无有不心服者矣。苟为不然,于其枉者则举用之而于其直者反舍置焉,是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非但不足以服人心,将由是而驯致于祸乱也不难矣。

  汉文帝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尉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甚悉,诏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张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如影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就车召使参乘,徐行问秦之敝,拜公共汽车令。

  臣按:古人论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文帝一闻释之之言即不用啬夫,不徒善释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车,用为公共汽车令,可谓恶恶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释之欲言啬夫之辩给,先引周、张之谨讷,其《易》所谓纳约自牖者夫。臣于是非但见文帝听言之易、用人之谨,而又且见汉世去古未远,而其君臣相与之无间也。后世人君于其臣,有事固未尝问,问或不敢答,况敢于未言之先而设问以启之乎?

  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顾见其衣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名通,邓犹登也,于是赏赐通官至上大夫。

  臣按:高宗梦帝赉傅说,盖其精诚感通之极也。后世人主无古帝王正心之学、好贤之诚而欲效其所为,安知非其心神昏惑瞀乱而邪气得以乘间入之耶?文帝为汉令主,而以梦用邓通,轻信寤寐恍忽之见、附会音训偶合之文,其为盛德累也大矣。

  武帝时,方士栾大敢为大言,处之不疑。见上言曰:“臣常往来海上,见安期羡门之属,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乃拜大为五利将军,既而入海求其师,上使人随验,无所见而大妄言见其师,方又多不售(谓所言之方无验),坐诬罔腰斩。

  尹起莘曰:“武帝于方士始虽为其所罔,及所言不验则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类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断也。”

  臣按:将军之号所以封拜武臣者,乃以施之矫诬诞妄之人,则夫被坚执锐者安得不解体哉?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特为之立此名耳且犹不可,况以公卿大夫显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辈哉?尹氏谓武帝能诛栾大辈为明断,臣窃以为断则断矣,未明也。盖明足以烛理则不惑,与其明断之于后,又曷若明断之于先哉?虽然,其视诸未用则信之而不疑,既用而无验心悟其非,犹为之隐忍而遮护之惟恐人知焉者,则亦有间矣。噫,此武帝所以为武也欤。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乃拜其兄广利为贰师将军,发数万人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以为号。

  司马光曰:“武帝欲侯宠姬而使广利将,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然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盖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过矣。”

  臣按:国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因其有是功而报授之以是爵也。武帝欲侯宠姬之兄,乃使之立功以取侯爵,是岂帝王列爵赏功之初意哉?

  光武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于是擢梁为大司空,又欲以谶文用孙咸行大司马,众不说,乃已。

  臣按:符谶之书不出于唐虞三代,而起于哀平之世,皆虚伪之徒要世取资者所为也。光武尊之比圣,凡事取决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诸符谶,逮众情觖望才减其一,而王梁寻坐罪废,谶书果安在哉?先儒谓光武以英睿刚明之主,亲见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为盛德之累亦岂小哉?

  顺帝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御史张纲上书曰:“窃寻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而顷者以来,无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爱民重器、承天顺道也。”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勋、建贤德而加诸刀锯之贱,似续之任所以继先祖、传后来而责诸不父之家,且残无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财用,崇长祸阶,一举而六失并焉,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臣按:古者以阉人给事内庭,以其无男女之欲、子孙之累故也,今既宫之而又使之得以养子袭其爵,又何若勿绝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圣祖于内臣别立官称而与外诸司不同,其虑一何深且远哉?

  灵帝时,市贾小民有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诏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乐松等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喜陈闾里小事,帝甚说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皆见拜擢,难复收改,但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宣陵孝子虚伪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称孝,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

  臣按:人君好尚不可不谨,一有所偏嗜而为小人所窥伺,彼欲窃吾之爵禄以为终身富贵之资,凡有可乘之间无所不至矣。人主惟穷理居敬,灼有一定之见,确有一定之守,不为外物所动、异说所迁,则小人无所乘其隙矣。

  灵帝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长随县丰约,有贾富者先入,贫者到官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臣按:秦汉以来有纳粟补官之令,然多为边计及岁荒尔,非以为己私也。夫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凡在黎者孰非天子之所有,藏在民家者孰非国家之所储,奚必敛于府库之中然后为己富哉?彼桑弘羊、王安石之徒竞商贾刀锥之利,将以富国,君子以之为盗臣,史书昭然,在人耳目,千万世如一日焉,可不畏哉,可不念哉!

  晋惠帝时论诛杨骏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曰:“无功而受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有极乎?”

  臣按:国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当受爵赏者必须考验当否而为之等第,况无功而可一例升赏乎?夫有功而必升赏,则人得以夤缘作弊而怀侥幸之心,后世有欲按功行赏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非所以垂模后世也。”

  太宗时,御史马周上疏曰:“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舆皂杂类,韦剟提、斛斯正本无他才,独解调马,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政外廷,朝会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帝善其言,除周侍御史。

  臣按:李纲、马周皆谓杂流出身者不可鸣玉曳组,与士大夫为伍于廊庙之间,所以尊朝廷、重士类也。其言当矣,但周谓“朝命不可追改”,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即速改之,无使其为圣政之累,何善如之。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进其官,其视乃考之于舞胡,谓业已授之不可追改,不亦辽哉。

  中宗时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魏元忠为相,袁楚客以书责之,略曰:主上新复厥命,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有司选贤,皆以货取势求,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窃盗禄位,宠进官者殆满千人。

  臣按:袁楚客责魏元忠之十失,其五为任官,虽曰一时之失,然衰乱之世,其进用人才所为货取势求,员外广置而及于倡优工艺之流、僧道方术之辈,往往皆然。呜呼!此岂盛世所宜有哉?

  又,中宗时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其员外同正试摄简较判知官凡数千人,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员不必备,故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今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袁楚客谓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辛替否谓行赏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可谓切中滥官妄费之弊。夫国家官职有常员,岁计有常数,官以治事,有一事则有一官,俸以给官,有一官则有一俸,今无故于常员之外增官至数千人,增一员之官则增一员之俸。盍思漕运之米至京师者费率三四石而致一石,农民耕作之劳、士卒辇挽之苦、官吏征输之惨,用以供养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为过也。然常年之储出入止于此数,入者不增,出者乃如至数倍焉。岁计何由而充,国力安得不屈?竭国家之府库,轻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坏祖宗之成宪,由是而底于危亡,不难也。

  中宗神龙元年,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代宗天历元年,以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

  臣按:国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长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非有道德有学术者不可轻授,而唐之二帝乃用术士为祭酒、阉宦判国子监,岂非颠倒错乱乎?人君奉上天之命,践祖宗之阼,固当法天而敬祖,乌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辅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是故善为治者人必称其官,官必称其事,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夫师儒之职所以承帝王之道统、传孔孟之正学、教国家之贤才者乎?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罢斜封官凡数千人,崔莅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议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众口沸腾,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以为言,上然之,乃复叙用。柳泽上疏曰:“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岂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称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议者皆称太平公主诳误陛下,积小成大,为祸不细。”

  胡寅曰:“彰先帝之恶、为陛下招怨,奸人之言类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于过举岂所以为孝,沽美誉于群小岂所以为君尔?以桓、灵待我则奸言无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说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阴疑于阳,是以至此。姚、宋若力争之,势将有激矣,然则是乎曰当其时事有大于此者,姑忍焉可也。”

  臣按:孔子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谓其事在可否之间,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曾子谓不改其父之臣,谓其人在有无之间,非蠹政害教之尤者也。先人有所过误,后人救之使不至于太甚,孝莫大焉。即史以观,睿宗信崔莅、玄宗信姚宋、元祐用司马光、绍圣用章惇,是非得失见矣。

  肃宗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听临事注名,有至开府、特进、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是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滥,至是极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驭天下,不可以虚名而轻用也,君以为贵而加于君子则人贵之矣,君以为贱而施于小人则人贱之矣。肃宗欲以苟简成功而滥假名器,轻于粪土,此乱政之极也,唐室不竞不亦宜哉。”

  臣按:自古名器之滥未有如唐肃宗之世者也,其源出于府库无蓄积,人主鉴此,宜节用爱人、求贤审官,毋使一旦流弊至于此哉。

  刘子玄言于其君曰:“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耇槌碗脱之谚。”

  臣按:爵禄乃天命有德之具,国家所恃以厉世磨钝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犹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轻视之,无与我共成天下之治,顾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于卑污苟贱之徒,则是人君自弃其所以厉世磨钝之器也,岂不失其所恃乎?盖国家悬爵禄以待一世贤才,以之代天工与之治天民,所以承天命也。非有才德者不可予,无才无德者非独上之人不可予之,而下之人亦当自揣诸己而不敢虚受也。不可予而予,是亵天之命;不当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亵天之命与不畏天之命,厥罪惟钧,然不畏天之罪止于一身,亵天之命其祸将及于生灵、延于宗社,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

  玄宗美张守圭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职可乎?”对曰:“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圭才破契丹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

  臣按:人君之用人,非但惜我名器,亦当为其臣计。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极而官爵不可复加,后再有懋功吾将何以赏之哉?宋太祖时曹彬平南唐,始行许以使相,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若宋祖者可为善用爵赏而能处其臣矣。张九龄谏玄宗而不以张守圭为相,其知此意乎。

  宋太祖时,教坊使卫德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耶?”宰相拟上州司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耳。”

  富弼曰:“古之执伎于上者出乡不得与士齿,太祖不以伶官处士人之列,止以太乐令授之,在流外之品,所谓塞僭滥之源。”

  臣按: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则人轻之矣。是以善为治者以爵赏鼓舞天下之贤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别品流。既惜之又别之,得者以为荣,不得者亦不敢萌幸心,人不敢萌幸心则得者愈荣而名器益重矣。宋太祖谓伶人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非但伶人,凡诸色杂流皆然。

  仁宗天圣二年,待诏王元度纂勒真宗御书得紫服佩鱼,上曰:“先朝伎术官无得佩鱼,所以别士类也。”又嘉祐三年,诏尝为中书、枢密诸司吏人及伎术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军。

  臣按:宋朝流品之别如此,此一代人材所以激厉轩昂,遇事奋发而以名节自居,磊磊落落以自别于庸流贱胥者,盖由上之人有以甄别起发之也。

  高宗时,王继先医疗有效,欲增创员缺以授其婿用酬其劳,给事中王居正封还,上曰:“庶臣之家用医有效亦酬谢之否耶?”居正对曰:“臣庶之家待此辈与朝廷异,量功随力各致陈谢之礼,若朝廷则不然,继先之徒以伎术庸流享官荣、受俸禄,果为何事哉?一或失职,重则有刑,轻则斥逐,其应用有效仅能塞责而已。金帛之赐固自不少,至于无故增创员缺诚为未善,臣不愿辄起此门。”上悟曰:“卿言是也。”

  臣按:朝廷之用医亦犹其用百家也,用医而效乃其职尔,若其秩满多著全效则升用之,亦犹百僚之课最而进其秩也,然又必各随其品而予之,其劳绩固不可以不酬,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别。高宗一闻居正之言即悟而是之,可谓能用善矣。后世人主宜法高宗,其毋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诸异端杂流,伎艺工作之徒有劳效者随本任而加升赏可也。

  以上戒滥用之失

 

卷一三

  △固邦本

  ▲总论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君也)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颐曰:“天地交而阴阳和,则万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当体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财成,谓体天地交泰之道而财制成其施为之方也。辅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则万物茂遂,人君体之而为法制,使民用天时、因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成其丰美之利也。如春气发生万物则为播植之法,秋气成实万物则为收敛之法,乃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辅助于民也。民之生必赖君上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遂其生养,是左右之也。”

  朱熹曰:“泰,通也。财成以制其过,辅相以补其不及。”

  臣按:天地交而阴阳和,万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万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盖由上之人于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关、日用饮食之资、养生送死之具,所恃以为生生者无一而不得以通于上,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如此则顺、如此则逆,如此则利、如此则害,于是量其可否折为中道,立为法制,定为品则,大过者则裁截成就之,不及者则辅翼相助之,所以然者无非左右乎生民而已。上之人左右乎民如此,民之心志无有不通达于上者矣,下之情通乎上亦犹地之气通乎天,此世道所以为泰欤。

  《剥》(落也)之象曰:山附于地,剥。上(谓人君)以厚下安宅。

  程颐曰:“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朱熹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于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则其位亦安而不摇,犹所谓本固邦宁也。”

  臣按:山高出于地而反附着于地,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何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为人上者诚知其所以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则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

  《益》之彖曰:益(卦名),损上益下,民说(音悦)无疆(谓无穷极)。

  朱熹曰:“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所以然者,盖邦本厚则邦宁而君安,乃所以为益也,否则反是。”

  臣按:益之为言有所增加之谓也,今而无所增加而有损焉,乃谓之益何哉?有若对鲁哀公之问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深有得于《益》卦之义也。

  《大禹谟》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朱熹曰:“可爱非君乎,可畏非民乎,众非君则何所奉戴,君非民则谁与守邦。钦哉,言不可不敬也。可愿犹孟子所谓可欲,凡可愿欲者皆善也。人君当谨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愿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则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于困穷,则君之天禄一绝而不复续,岂不深可畏哉?此极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臣按:人君至尊也,小民至卑也;人君至强也,小民至弱也。君之于民,欲生则生之,欲死则死之,是可畏者莫如君也,今舜之告禹乃曰“可畏非民”,何哉?吁,人君诚知民之真可畏,则必思所以养之安之,而不敢虐之苦之,而使之至于困穷矣。夫然,则天禄之奉在人君者岂不长可保哉?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大也)祖(谓禹)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蔡沈曰:“此禹之训也。君之与民,以势而言则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则相须以安犹身体之相资以生也。故势疏则离、情亲则合,以其亲故谓之近,以其疏故谓之下,言其可亲而不可疏之也。且民者国之本,本固而后国安,本既不固,则虽强如秦、富如隋,终亦灭亡而已矣。”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

  又曰:予(五子自称)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蔡沈曰:“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三失者言所失众也,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绝,六马易惊,朽索固非可以驭马也,以喻其危惧可畏之甚,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训,言此则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结其义也。”

  臣按:此章言国以民为本,君之固结民心以敬为本。人君诚能以敬存心,兢兢业业以临兆民,如以朽败欲断之索以驭夫并驾易惊之马,惟恐其索之断绝而马之惊轶,以致吾身之坠,惕然恒存此心以临乎民,必不肯非法以虐之、非礼以困之,而使之得以安其身、保其命,以遂其仰事俯育之愿,则有以固结其心而宗社奠安矣。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于晋侯,论卫人出其君曰:“良君将赏善而刑淫(明良之君赏加于善人、刑加于淫人),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空匮其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书》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承天之命以治天之民,知天之心甚惠爱乎民也,则必养之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则民之奉其君亦将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矣。苟以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虐而弃天地之性,岂天意哉?

  哀公元年,陈逢滑对怀公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臣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矣国亦从之,无国则无君矣。国而无君,君而无身与家,人世之祸孰有大于是哉?推原所自,起于一念之不恤民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朱熹曰:“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此类之谓也。”

  张栻曰:“所欲与聚非惟寿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从违无不合其公愿而后为得也。”

  又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广野也)也。故为渊(深水也)驱鱼者獭(食鱼兽)也,为丛(茂林也)驱爵(与雀同)者鹯(食雀鸟)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朱熹曰:“民之所以归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张栻曰:“秦为汉驱,隋为唐驱。季世之君肆于民上,施施然自以为安,而不知其为人驱,哀哉!”

  臣按:民心莫不有所欲,亦莫不有所恶,于所欲者则趋之,于所恶者则避之。人君知民之所欲者在仁则施仁之政以来之,所恶者在不仁则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去其不仁而所施者无非仁,则有以得民之心,而民之归之不啻如水就下、兽走圹矣。苟为不然,反其好恶之常,民心所欲者则不之施,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也,如此,则失民之心矣。既失民心,民是以视其欲之所在而趋就之,则是吾为之驱之也。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尚鉴诸此,其无为人驱民哉。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

  朱熹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

  张栻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势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轻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贵、社稷次之而己不与焉,则必兢兢业业不敢自恃,惟惧其失之也,则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暗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骄亢自居,民虽迫于势而惮之,然其心日离,民心离之,是天命去之矣。”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所谓得民者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齿而不得其心,犹不得也。

  晁错言于汉文帝曰:“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无民则无君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凶年饥岁无以养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从而厚征重敛,不时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则民怨怼而生背畔之心,不为君有矣。民不为君有,君何所凭借以为君哉?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务民于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间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以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

  和帝时,鲁恭上疏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臣按:鲁恭谓爱民者必有天报,则害民者必有天殃可知矣。

  唐太宗时,马周上疏曰:“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观自古百姓愁怨,国未有不亡者,人主当修之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

  臣按: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贞观之世极盛之时也,马周犹欲其修于可修之时而无悔于既失之后,况君非太宗而时不及贞观,乃坐视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动心,可乎?

  陈子昂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天下乱矣。”

  臣按:子昂此言警切痛至,人主之于百姓要必使之皆乐其生而重其死,则祸乱无从作矣。然则所以使之乐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圆颅方趾之民莫不爱其身体气力也、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莫不爱其田庐赀产也,上之人不以兴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残其体肤、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诛求耗其田庐赀产,则凡民之所爱皆为其所有,民不幸而死犹不忍舍去,况舍去而死哉?为人上者诚能省刑罚、薄税敛,不穷兵以黩武,不营作以劳人,则民咸有乐生之愿而无轻死之心,祸乱不作而君位永安、国祚无穷矣。

  以上总论固本之道△蕃民之生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遍也)知九州(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之地域广(横也,东西为广)轮(纵也,南北为轮)之数,辨其山(积石曰山)林(竹林曰林)、川(注渎曰川)泽(水钟曰泽)、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坟(水涯曰坟)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湿曰隰)之名物(十等之名与所生之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谓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谓白壤、黑坟之类,物谓所生之物),以相(占祝也)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犹盛也)人民,以蕃(蕃息也)鸟兽,以毓(育生也)草木,以任(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土事,辨十有二壤(亦土也)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

  臣按:天地生人止于此数,天之所覆者虽无所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则有限焉,惟气数之不齐而政治之异施,于是乎生民有盛有衰、生齿有多有寡焉。是以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数以验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广狭、长短以验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暖燥湿以识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详、审其利害之故,蕃鸟兽以为其衣食之资,毓草木以为其室器之用,别其土壤,教其稼穑,凡若此者无非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既蕃,户口必增,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

  大司徒以保息(谓安其民而使之蕃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谓爱幼小),二曰养老(七十养于乡),三曰振穷(闵其无告),四曰恤贫(助其不给),五曰宽疾(略其事任,保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徭役,保其常产)。

  李觏曰:“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徭役,不专取也。孔子谓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则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民趋荣而避辱,难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蚕,材皆可饬,货皆可通,彼独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转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别淑慝,区区以击强为事。噫,富者乃强耶?彼推理而诛者果何人也?”

  吕祖谦曰:“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三曰振穷,四曰恤贫,六曰安富,后世之政自谓抑强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欤?”

  臣按:大司徒以保息养万民,谓之保息者,保养而使其蕃息也。成周盛时以此养其万民,所以致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盖以民之生也始于幼而终于老,其间强壮之年固皆有以自养而无赖乎人也,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爱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养之,不幸而穷匮焉、贫乏焉、疾病焉皆必待上之振之、恤之、宽之而后得以自遂也,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养之,惟富而有财者则又因其所有余而养之焉。诚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小人无知,或以之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养万民而于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独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见也。是则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岂知《周官》之深意哉?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较民之众寡)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载也)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

  臣按:人生齿而体备,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皆书于版,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内史、司会、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贰耳。民数既登之后,乃计其数以制国用焉。始之内史以书其名,继之司会以计其数,终之冢宰以统其成,盖因其户口之多少、年齿之长幼以会计其用度之盈缩,以见先王之举事无非所以为民,民用既足然后以制国用,不厉民以自适也。

  司民(主民数者)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籍也),辨其国中(王国之内)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上也)下(除也)其死生(每岁有生者登而载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臣按: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天子之所以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所以贵而为四海九州之人爱戴之无已者,非民孰致之?故虽匹夫匹妇之贱且贫,而天子必敬而爱之,不敢以其势位权力加之,况千万亿人之名数聚于一书之间而敢轻忽之哉?古昔帝王所以受人之献民数而必拜之者,此也。虽然,徒拜其民数之版而忽其蠢动之人,则亦虚礼而已。此人君所以贵乎有爱民之实也。

  汉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律人出一算,令人出五算,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诏赐民胎养谷著为令,诏曰:“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三年春正月,诏婴儿无亲属者及有子不能养者廪给之。

  臣按:汉之时去古未远,所以著之诏令以惠爱元元,以蕃其生者,犹有古意。女子过时不嫁者有罪,妇人怀妊者有养,婴儿失养者有给,三代以下汉祚所以独长、既失而复得者,岂不以此欤?

  孝景元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鋋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崔寔曰:“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逼,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今宜遵故事徙贫民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北齐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迁于幽州宽乡以处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观无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世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臣请立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历年所、置成产业者,则名以税户之目,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专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随其所在拘之于官,询其所由,彼情愿不归其故乡也(不愿者勿强)则俾其供词、具其邑里,定为版册,见有某人主户(本贯无人者不许)、见当某处军匠(遇阙依次句解),明白详悉,必实毋隐,然后遣官赍册亲诣所居,供报既同,即与开豁所在郡邑收为见户,俾与主户错居共役,有产者出财,无产者出力。如此通融,两得其用,江右无怨女,荆湖无旷夫,则户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赢田,荆湖无旷野,而田野日以辟矣。是亦蕃民生、宽力役,一视同仁之道也。

  汉自高祖讫于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余、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余,汉极盛矣。臣按:此西汉户口极盛之数。桓帝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口五千六万六千。

  臣按:此东汉户口极盛之数。

  隋承周得户三百六十万,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载乃至八百九十万。

  杜佑曰:“隋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废,奸伪尤滋。高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宗收大半之赋,为编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逾于天下,人俗康阜,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县民户上版图者八百九十余万,自经乱离之后,十存不能一二,皆独孤后无《关雎》之法,废长立少而其祸至此也。”唐天宝十三载,户九百六万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国虽久,户口虽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比祸乱稍平,几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杨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呜呼,可不监哉!”

  宪宗元和时,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

  胡寅曰:“天宝初户几一千万,元和户仅二百四十七万,是十失其八也。宪宗急于用兵则养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枿聚敛受诸道贡献,百姓难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养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尔,所以使民受害而户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论隋氏之耗不咎杨(玄感)、李(密也)而咎独孤后,天宝之耗不罪安(禄山)、史(思明)而罪杨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则又归其狱于程异、皇甫镈之聚敛焉。呜呼!私意行于宫禁而灾祸延于闾阎,小人用于庙堂而毒害及于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谗、远色、贱货而一于贵德也哉。

  徐干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脩、九刑用措,其惟审民数乎?”

  臣按: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黄籍,民年十五为成丁,十四以下为不成丁,盖得此意。

  杜佑曰:“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一。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鄙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臣按:古人有言,观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国之强弱,臣窃以为非独可以知其强弱,则虽盛衰之故、治乱安危之兆皆于此乎见之。是以人君常于拜受民数之后,阅其版籍、稽其户口以知其多寡之数。今日之民较之前世多欤,吾则求所以致其多之之由,兢兢焉益思所以保养之;寡欤,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如此,则危者可安、乱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

  以上论蕃民之生

 

卷一四

  ▲制民之产

  《通典》曰:黄帝时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则井田之原其来远矣。臣按:此井田之始。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土白壤(无块曰壤),田中中(第五);兖州土黑坟(色黑而坟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坟(土脉坟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土粘曰埴)坟,田上中(第二);扬州土惟涂泥(水泉湿也),田下下(第九);荆州土惟涂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坟垆(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黑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黄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蔡沈曰:“夏氏谓《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三等也),制天下之地征,则夫教民树艺与因地制贡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稼穑树艺,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别九州,必辨其土之质与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兴地利,制其等以定赋法,不责有于无,不取多于少,无非以为民而已。

  《舜典》:帝曰:“弃(稷之名),黎民阻饥,汝后稷(主谷之官)播(布也)时百谷(谷一作种)。”

  臣按:《史记》言稷少好耕农,民皆法则之,尧举为农师,使教民稼穑,则弃之为稷尧时已然,舜盖以旧官申命之也。当是时,水土有未平者,尧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弃播时百谷,使民耕垦以为食,使不至于阻饥焉。先儒谓唐虞之时岂有阻饥之事,然尚忧之,此所以为唐虞也。

  《周礼》: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山泽平地三等之农),生(种也)九谷(黍、稷、稻、粱、秫、菰、麻、麦、豆也);二曰园圃(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泽之官),作山泽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薮(无水之地)牧(有畜之地),养(畜也)蕃(盛也)鸟兽;五曰百工(兴事造业之工),饬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刺、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折);六曰商(行货)贾(坐货),阜(盛也)通货(金玉曰货)贿(布帛曰贿);七曰嫔(有夫者)妇(有姑者),化治丝(茧之已缲者)枲(麻之未缉者);八曰臣(男之贱者)妾(女之贱者),聚敛(谓蓄积之)疏材(百草根实可食也);九曰闲民,无常职(八职有常此独无常),转移执事(若今佣雇为工作者)。

  程颢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无所困苦。后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赀度,观其穷促辛苦,孤贫疾病,变作诈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岁滋,久将何若,事已穷极,非圣人能变而通之则何以免患,岂可谓无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变今,均多恤寡,渐为之业以救之耳。”

  叶时曰:“农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则不可无三农以生九谷;园圃民之所树艺,则不可无园圃以毓草木;山泽民之所取材用,则不可无虞衡以作山泽之材;薮以富得民,则不可无薮牧以阜蕃鸟兽;工以足材用,则不可无百工以饬化八材;懋迁有无化居,则不可无商贾以阜通货贿;布帛女工之事,则不可无嫔妇以化治丝枲;疏材婢仆之职,则不可无臣妾以聚敛疏材。自农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给,则又不可无闲民以转移执事,盖民有常产者有常心,先王制民之产、授民之职使之有相生相养之具,此人心所以不离涣也。”

  臣按:民生天地间,有身则必衣、有口则必食、有父母妻子则必养,既有此身则必有所职之事,然后可以具衣食之资而相生相养以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职,一人失其职则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无以为生,而他人亦无以相资以为生,上之人亦将何所藉以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为九等,九等各有所职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为三农则为园圃,不为虞衡则为薮牧,否则为百工、为商贾、为嫔妇、为臣妾,皆有常职以为之生。是故生九谷、毓草木,三农、园圃之职也;作山泽之材、养鸟兽,虞衡、薮牧之职也;与夫饬化八材、阜通货贿、化治丝枲、聚敛疏材,岂非百工、商贾、嫔妇、臣妾之职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职任之常,惟夫闲民则无常职,而于八者之间转移执事以食其力焉,虽若无常职,而实亦未尝无其职也。是则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贵若贱、若贫若富、若内若外,无一人而失其职,无一物而缺其用,无一家而无其产,如此,则人人有以为生,物物足以资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养、幼有教,存有以为养、没有以为葬,天下之民莫不爱其生而重其死,人不游手以务外,不左道以惑众,不群聚以劫掠,民安则国安矣。有天下国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职哉。

  大司徒颁职事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小司徒之职,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臣按:可耕之地为井,可畜之地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各受二亩半为宅)、田百亩(各受田百亩以为世业)、莱五十亩(谓田之休不耕者),余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别给余夫);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菜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礼节患难之有备,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礼义于是乎生,教化于是乎行,风俗于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经其土地,辨其田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能不扰之足矣,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凡有征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爰,于也。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以均厚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每夫孟子言二十五亩),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尽也)卤(咸卤也)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与《周礼》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礼》所载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养也)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告齐王‘数口’作‘八口’)。”

  朱熹曰:“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时谓孕字之时,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亩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则经界正、井地均,无不受田之家矣。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极财成辅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又受田庐之地二亩半、邑居二亩半。田以九百亩为一井,八面皆百亩为私田,八家受之,内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同养公田。又于公田之内除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则每家得二亩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谓亩即今田,其广六尺、其长六百尺是为一亩,若以今尺步计之,则古之百亩当今四十一亩,古者二亩半当今一亩十步(古以百步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

  臣按:此章朱熹谓此制民之产之法而尽法制品节之详。所谓五亩宅、百亩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节也。有法制而无品节则民为用不足,有品节而无法制则民取用无所抑,斯言也孟子两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齐宣王,赵岐所谓“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盖天立君以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则王政之本于是乎立矣。后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于事功、详于法制,而于制民之产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后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岂不以是欤?

  孟子告齐宣王曰:“无恒产(恒产,可常生之业也)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此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此言无常产而无常心)?”

  朱熹曰:“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礼义,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罔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时,明君制民之产必有宅以居之,所谓五亩之宅是也;有田以养之,所谓百亩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为一定之制,授之以为恒久之业,使之稼穑、树艺、牧畜其中,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乐岁得遂其饱暖之愿,凶岁免至于流亡之苦,是则先王所以制产之意也。自秦汉以来,田不井授,民之产业上不复制,听其自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骤而革之,难矣。夫先王之制虽不可复,而先王之意则未尝不可师也,诚能惜民之力、爱民之财、恤民之患、体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丰年、凶岁之皆足,所谓发政施仁之本夫岂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谷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有以正之则分田制禄可不劳而定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熹曰:“井地之法,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润泽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臣按:朱熹所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数语者,非但可以处置井地,则凡天下之政施于民者皆当视此为准。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

  朱熹曰:“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田间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行苟且之政,尽开阡陌,悉除禁限。所谓开者,乃破坏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皆谓开为开建之开,惟朱熹则以为开除之开焉。夫自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后,民田不复授之于官,随其所在,皆为庶人所擅,有赀者可以买,有势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垦,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说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呜呼,为此说者可谓正矣,其于古今事宜容有未尽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于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终于四县之都而都广一同,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积而至于万夫,其间又有为路者一、为道者九、为涂者八、为畛者千、为径者万。苏洵谓,欲复井田,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叶适亦谓,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数岁一代,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由是观之,则井田已废千余年矣,决无可复之理。说者虽谓国初人寡之时可以为之,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之后,亦终归于隳废,不若随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于古之遗制也。然则张载之言非欤?曰载固言处之有术,所谓术者必有一种要妙之法,其言隐而未发,惜哉臣不敢臆为之说也。

  汉武帝时,董仲舒说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后可善治也。”

  汉孝哀时,师丹请建限田,下其议。孔光、何武请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

  北魏孝文时,李安世上言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上善其议,下诏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受田三十亩。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顷,其分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二百四十步为亩。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凡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卖口分,已卖者不复受。

  臣按: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制、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必不得已创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庶几可乎。臣请断以一年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惟自今年正月以后,一丁惟许占田一顷(余数不许过五十亩),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许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有增买者并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将成丁者即许豫买以俟其成)。以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数之外,以田二顷视人一丁、当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钱(富者出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数之外,以人二丁视田一顷、当一夫差役,量应力役之征(贫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处,每丁或余三、五十亩或至一、二顷,人多田少之处,每丁或止四五十亩、七八十亩,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为仕宦优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为优免,惟不配丁纳粮如故,其人已死,优及子孙,以寓世禄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五品以上三顷,七品以上二顷,九品以上一顷,外官则递减之。无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丁纳粮如故)。立为一定之限,以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夺民之所有,则有田者惟恐子孙不多而无匿丁不报者矣。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验粮之可据矣。行之数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复买田,兴废无常而富室不无鬻产,田直日贱而民产日均,虽井田之制不可猝复,而兼并之患日以渐销矣。臣愚偶有所见,不知可否,敢以为献,惟圣明下其议于有司,俾究竟以闻。

  汉孝宣地节三年,诏曰:“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公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虽以汉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宫馆、园池及郡国公田咸假之以振业贫民,俾其种食,勿收租赋,况本民田而肯夺以为己有而又以之赐亲昵、权幸之臣者哉?

  宋太宗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湿不同而同于生物,生物之性虽同而所生之物则有宜不宜焉。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江北之民种粳稻,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是亦《大易》裁成辅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江北民亦兼种粳稻,昔之粳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远矣,后之有志于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种诸谷,有司考课,书其劝相之数,其地昔无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赏。

  林勋上《政本书》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

  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

  臣按:勋此书,朱熹、吕祖谦皆称许之。今考其书,百里之县岁率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绢四千余匹、绵三千四百斤,取民过重,恐非后世所宜用者。(以上田产)

  《虞书》曰:予决九川距(至也)四海,浚(深也)畎浍距川。


上传人 欢乐鱼 分享于 2017-12-21 18:2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