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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眾,既參於眾,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於眾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用舍之,甚而加刑賞焉,不複參詳致察,此朱熹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鑒》: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貪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嚐譽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複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複詰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誌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儌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雲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嚐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仇,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發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製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嚐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論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易後》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後(遇也)。後(人君也)以施命誥四方。

  程頤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後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睹,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複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複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複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為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杌棿齟齬,有所牽製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

  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複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遍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夷之一種)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曆敘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鹹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鹹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大也)謨(謀也)定命(號令也),遠猶(圖也)辰(時也)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製。於是乎長慮卻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弊,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夫倉猝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籲,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製欲,則臣下知所凜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於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複征而征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跡賜萬國者一劄下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嚐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而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複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於其君(哲宗)曰:“臣嚐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誌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

  範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裏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範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為臣而發,範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以上論謹號令之頒

卷四

  ▲广陈言之路

  《书益稷》:帝曰:“来,禹。汝亦昌言。”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陈栎曰:“舜、禹好善之心无穷,当时昌言满前,舜犹渴闻不倦,方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此舜好善无穷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皋陶既陈知人安民之谟,因呼禹使陈其善言。此可见圣人之心,未尝自圣,世虽已治而犹有愿治之心,言虽毕陈而恒有渴闻之念,此帝世所以君无失德、事无过举而民无失所者欤。

  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

  蔡沈曰:“违,戾也。言我有违戾于道,尔当弼正其失,尔无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

  吕祖谦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后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后言,禹又非欺君而为面是背非者。圣人畏敬无已,惟恐过之不闻、言之不尽,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万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岂有背于道者哉?而犹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从顺而既退之后又复有言也。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之一,己有过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诤者斥责辄加之,宁受人之面谀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过恶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欤。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

  孟子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盖不待有过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为又有大于禹者,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

  臣按:圣人之所以圣者,以其生禀聪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备有众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问察于众人,舍己之善而乐取善于众人,是盖能以天下之知为知、众人之善为善者也。惟其知众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众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备。知大而善备,此圣人所以益圣,而舜所以为百王之盛帝也欤。

  《书胤征》曰:每岁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铎(金口木舌,施政于时警众之器)徇于路,官(以职言)师(以道言)相规(规正人君之得失),工(工,百工也)执艺事(技艺之事)以谏,其或不恭(不能规谏是谓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时,人君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谨,一事之不或举,一臣之或非其人,鳃鳃焉以求诲于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辅弼之臣朝夕纳诲、随时规谏而已也,又于每岁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于道路之间,使夫官之有职任者、师之有道德者咸相规正,胥教诲于其君焉。不特此也,于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执其技艺之事以谏诤于其君,如伶州鸠谏周景王之匮财罢民、匠师庆谏鲁庄公之丹楹刻桷是已,盖百工技艺之事至理存焉,理无往而不在,故言无微而可忽也。

  《说命》: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我也)德。”

  蔡沈曰:“此下命说之辞。朝夕纳诲者,无时不进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说,处之以师傅之职,而又命之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可谓知所本矣。”

  吕祖谦曰:“高宗见道明,故知顷刻不可无贤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说纳诲之切,三语虽若一意,然一节深一节也。”王安石曰:“作砺使成己,舟楫使济难,霖雨使泽民。”启(开也)乃心,沃(灌溉也)朕心。

  蔡沈曰:“启乃心者,开其心而无隐;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厌饫。”

  若药弗瞑眩(饮药而毒谓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视地,喻我之行无所见也。”

  王炎曰:“己之有失,非说之苦口不能药;己之不明,非说之开导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傅说作相,置诸其左右,未遑他事,首命之以朝夕纳诲以辅己德,可谓知所本矣。置之于左右,是欲说无处而不在也;诲之于朝夕,是欲说无时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砺、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见己之必资于相臣之纳诲,其切有如此者。然犹以物为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药、跣足之行,则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伤者为喻,其望于说者益切矣。然犹以形言也,至其所谓启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间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润,其渐涵浸渍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诲于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为三代之令王也欤。

  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谁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从绳喻后从谏,明谏之决不可不受也。然高宗当求受言于己,不必责进言于臣。君果从谏,臣虽不命犹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谁敢不敬顺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傅说答高宗纳诲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从谏者人君作圣之功、人臣进言之机也。高宗欲资之于人,故以纳诲责其臣;傅说使反求诸己,故以从谏之道望其君。纳诲者相臣之职,从谏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

  蔡沈曰:“古人于饮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盖有味其言也。高宗赞美说之所言,谓可服行,使汝不善于言则我无所闻而行之也。”

  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罪也)。”

  蔡沈曰:“高宗方味说之所言,而说以为得于耳者非难,行于身者为难。王忱信之亦不为难,信可合成汤之成德。说于是而犹有所不言,则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傅说以有言,而说劝高宗以力行。说之意以为,王能行而说不言则咎在说,说能言而王不行则咎在王不在说也。呜呼,若高宗者可谓切于求谏,而傅说者可谓忠于事君者矣。故备载其君臣相与之辞以示万世之法。

  《诗小雅雨无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诉之也),辟言(法言也)不信。如彼行迈(往也),则靡所臻。

  苏轼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终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辅广曰:“法度之言听而行之,则绩效随见,有所底止。今既不听法度之言,则如猖狂妄行者亦将何所底止哉?”

  其四章曰:戎(兵也)成不退,饥成不遂(进也)。曾我甗御(近侍也),憯憯(忧貌)日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告也)。听言则答,谮言则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为恶不退,饥馑已成而王之迁善不遂,使我甗御之臣忧之而惨惨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虽王有问而欲听其言则亦答之而已,不敢尽言也。一有谮言及己则皆退而离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虽不善,而君臣之义岂可若是恝(无忧貌)乎?”

  朱善曰:“听言则答谓告君不尽其诚也,谮言则退谓隐身远避其祸也。斯人也,爱君不如爱身之厚,忧国不如忧家之深,其自为计则得矣,而以君臣之大义责之能无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病也)。哿(可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当世之所谓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诸口而适以瘁其躬。佞人之言,当世所谓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无所凝滞而使其身处于安乐之地。盖乱世昏主,恶忠言而好谀佞类如此。”

  臣按:此诗,先儒谓正大夫离居之后,抃御之臣(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尽言亲见,当时之为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为之君者非徒不责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为病,言才出诸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缄默以保禄位者,当言者不能直言,不当言者乃巧为之辞说,以取容自处其身于安佚之地,其自为计则得矣,如吾君何?此诗所以作也。人君居清燕之时,试因诗言以察时事,反而求诸朝廷之间、臣僚之内,其肯尽言为国者谁欤?诗所谓“听言则答,谮言则退”,无乃今日臣僚中亦有类此者欤?所谓“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态否欤?吾之臣子无乃亦有出言以为病而受祸患者欤?其间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处其身于休逸之地者欤?凡其终日剟剟于吾殿陛之前得于闻听者,安知其所以应对承顺者,非诗人所谓巧言如流者欤?有一于此,则必反其所为,使凡内而抃御、外而公、卿与夫百官、庶姓皆得以尽言,言者有赏而得以处休,不言者有罪而维躬是瘁,毋使一旦驯致夫衰乱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则朝廷无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祸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古之贤人也)有言,询于刍荛(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询问及于刍荛者,诚以浅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浅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犹在所不弃,况公、卿百执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圣人炳于几先,所视而言者,无远而不察。愚人不知祸之将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盖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谏也。”

  臣按:祸乱之至必有几先,苟有智勇者皆能知之于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见者皆得以言之于上,使其知所以预备而早防之,则祸乱不作矣。为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吁,不仁而可与言,尚免亡败之祸,况未至于不仁者哉?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卿佐),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贰宗(宗子之副贰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补其愆过)察(察其得失)其政。史为书(谓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乐人)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也。”

  臣按:师旷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由是言观之,可见人之生也虽有贵贱,皆禀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是以上天于众人之中立其一人以为万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贵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是则是弃天地之性矣。天意岂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业业惟民失其性是惧,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随时随处而资规诲、箴谏之益,惟恐弃天地生人之性,负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爱民之心。

  《国语》:周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卫国之巫),使监(察也)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发言,以目相视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防也)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诗以讽之),瞽(无目者)献典(乐典也),史(掌书者)献书,师(小师也)箴(箴刺缺失),瞍(无眸子曰瞍)赋(赋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阇(有眸子而无见者)诵(弦歌讽诵箴谏之语),百工谏(百工各执其技事以谏),庶人传语(庶人卑不能直达,传其语以达王也),近臣尽规(近侍之臣尽其规正),亲戚补察(父兄、宗属补察其过),瞽(乐师也)、史(太史也)教诲,耆、艾修之(耆、艾,老者,师傅之属),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为厉王告者,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纳谏之实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贤圣也,而其所以为治后世辄推之以为不可及者,诚以当是之时人人得言,左右前后无非敢言之人,词章曲艺无非规正之具,善则劝之以必行,否则沮之而必止。几方萌而已遏,过不著而外闻,是以政无悖事、国无谤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汉文帝二年,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后世人主以灾异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诏,后凡遇日食与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类,皆下诏求言,遂为故事。此亦人君克谨天戒之一端。天下国家之事,每因灾害皆许人指言得失,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臣按: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帝又尝下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胡寅曰:“妖言令之始设也,必谓其摇民惑众,有奸宄贼乱之意。及其失也,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故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其言必剀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陈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观之曰:‘是特扬君过以卖直,其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诽谤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人君不闻其过,沦于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则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蝗生则曰不食嘉谷,岁饥则曰路无饿殍,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一切反理诡道,倒言而逆说之,欺惑世主,使沦于危亡,其罪岂特诽谤之比,其为妖也不亦大乎?呜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国长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诽谤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文帝既除之矣,后世人臣上言而乃犹坐以诽谤妖言之罪,何哉?是袭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诏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咺。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着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万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臣按:此后世人主发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诏后,后世临轩策士盖本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应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国家之大体、通人事之始终及能直言极谏,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如此诏者,盖鲜矣。万一有之,能听纳其言而见之于施行者尤为鲜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于刘綖者焉。惟宋仁宗时,考官以苏辙对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人其谓我何?”斯言也,可以为后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时,孙伏伽诣阙以三事上谏。帝大悦,因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差尽忠款,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创业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谓上下相蒙,主骄矜而臣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数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读之使人凛然,有天下国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长孙无忌等咸曰:“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刘洎曰:“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有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非奖进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过失恒惧人言,稍涉疑似辄加怪责,况万乘之君乎?太宗发问欲知己过,责臣下言其愆失,可以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后继体之君高宗亦谓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见五品以上论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进状,论者终日不绝,岂今时无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后宜数论事,若不能面奏,任各进状。”宪宗亦谓其臣曰:“朕读《贞观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过差,群臣进谏者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须十论,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岂非太宗诒谋之善,故其子若孙得于观感而兴起效法也哉?

  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谏之君以唐太宗为称首。陆贽尝举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虚受为治本,以直言为国华,有面折廷诤者必为霁雷霆之威而明言奖纳,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扬,故得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齐尧舜之名。此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

  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皆失举措,太宗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开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亦诛。公辈宜用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臣按:贾山告汉文帝有曰:“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今观太宗每于臣下奏事而假以辞色,使之得以尽言而无惧,盖有合于贾山之说,其视后世人主恐臣下尽言厉色严威以临之者,盖霄壤矣。中举末世君臣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尽言,其言儆切,可为世戒。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古语有之,顺旨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故人臣皆争顺旨而避逆意,非忘家为国、捐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是以哲后兴王知其若此,求谏如不及,纳善如转圜,谅直者嘉之,讦犯者义之,愚浅者恕之,狂诞者容之。仍虑骄汰之易滋而忠实之不闻也,于是置敢谏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鼗、立司过之士。犹惧其未也,又设官制以言为常,由是有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尚恐其怠也,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圣德不能求过行,招直则其智弥大,求过则其德弥光。惟衰乱之朝、暗惑之主,则必讳其过行、忿其直言,以阿谀为纳忠,以谏诤为扬恶,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颠覆犹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于是,故明者广纳以成德,暗者独用而败身,成败之途千古相袭,与败同辙者罔不覆,与成同轨者罔不昌,自当矫夏癸、殷辛拒谏饰非之慝,协大禹、成汤拜言改过之诚,士无贤愚咸宜录用,言无大小皆务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众智为智,以众心为心,恒恐一夫不尽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访纳,惟善是求,岂但从谏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谤言、听舆诵。葑菲不以下体而不采,故英华靡遗;刍荛不以贱品而不询,故幽隐必达。晋文听舆人之诵而霸业兴,虞舜设诽谤之木而帝德广,斯实圣贤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洪范》有谋及庶人之义,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寡。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臣每读史书,见乱多治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忄耎,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辨给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衔聪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忄耎者避罪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

  臣按:后世人臣之善谏其君者无如贽,贽之此疏论人君听言纳谏之道无余蕴矣。臣谨详载于篇,伏睹其篇末,又曰:“理乱之戒,前哲备言之矣;安危之效,历代尝试之矣。旧典尽在,殷鉴足征,其于措置施为,在陛下明识所择耳。伏愿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弘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御人以给,不自炫以明,不以先觉为能,不以臆度为智,不形好恶以招谄,不大声色以示威。”又曰:“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斯言也诚万世人君听言纳谏之龟鉴,臣不复他有所言,请即是以为九重献。

  宋太祖建隆二年,诏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指陈时政得失,事有急切,许非时入阁上章,不候次对。

  高宗诏:“自今后,行在百官日轮一员面对,朕当虚宁以听其言。”

  臣按:唐人有转对之制,宋太祖因之许令百官以次转对,遂为一代之法。终宋之世,君得以亲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论之间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学识之浅深、心术之邪正亦终于是得以见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为智,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在京则于鼓院投下,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察,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马光于洛,问光所当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谓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窃以为,光之此疏非独当时人君所当知,实万世人君所当知者也。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言者心之声也,人心有所蕴必假言以发之。帝王莫如尧,尧以言为试人之则;圣贤莫如孔子,孔子以言为知人之本。是则言之为言,其所关系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谨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为己助,因人之言以为己鉴。闻则拜之,听则纳之,卑辞以诱之,厚礼以招之,多方以来之,博问以尽之,和颜悦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为之科目如所谓直言、极谏者,或为之设官如所谓拾遗、补阙者,或因灾眚而下诏以求,或因患难而责己以访,或为轮对之制使人人得以自达,或设登闻之鼓使事事得以上闻,无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陈言而善者则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当言不言者则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虽过于讦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杀谏臣者其国必亡”是也。夫如是,则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阙失、臣下之贤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达之于上,有以为思患豫防之计而不至于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国家永无危亡之患矣。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呜呼,患而谓之大,岂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处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祸而不敢言。为人上者诚能广陈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赏,言之非者无罪,当言而不言者有罚,则大臣不至于持禄,小臣不至于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国家又岂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圣明留意。

  以上广陈言之路

 

卷五

  △正百官

  ▲总论任官之道

  《虞书皋陶谟》曰:无旷(废也)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无非天事,苟一职之或旷则天工废矣,可不深戒哉。”

  臣按:宋儒陈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几,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务,任之庶官而己不可使旷。非无其人之为旷,非其人之为旷也。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天,天不自为,人代为之,一官旷则一事阙矣。”元儒吴澂亦曰:“天下之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为之者也。”噫,人君诚知人臣所治之事皆天之事而付于我者,其必不肯任用非人,而致天事之旷以得罪于上帝矣。

  《商书》:伊尹曰:“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为皆去声)。”

  蔡沈曰:“贤者有德之称。才者,能也。左右者,辅弼大臣。人臣之职为上为德,左右厥辟也;为下为民,所以宅师也。臣职所系其重如此,是必其难其慎。难者难于任用,慎者慎于听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济,一者终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臣按: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则用之。至于左右辅弼大臣,又必于贤才之中择其人以用之,非其人则不可用也。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其为乎上也,必陈善闭邪以为乎君之德;其为乎下也,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如此之人然后任之于左右,俾其上辅君德、下济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难、察之之谨,则其进也易而杂,而侥幸之小人得以间之矣;非待之以协和,信之以专一,则其用也乖而贰,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吁!方用之之初则其难其慎,既用之之后则惟和惟一。其者必然之辞,惟者专一之谓。人君致审于斯,则知所以任官之道矣。

  《说命》: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爱也),惟其能;爵罔及恶(凶也)德,惟其贤。

  蔡沈曰:“庶官,治乱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六卿、百执事所谓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谓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贤。惟贤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恶德所以乱也。”

  臣按:蔡沈谓庶官治乱之原,盖以为治乱皆本于此也。夫人君用人以图治,惟其贤能而用之,则国家之治原于此矣。苟舍其贤者、能者,惟己之所亲爱者是用,虽有可恶之德不问也,如此,则列之五等、布之庶位者皆不仁不义之人、无礼无智之士,天下岂有不乱者哉?

  《周书武成》:建官惟贤,位事惟能。

  蔡沈曰:“建官惟贤,不肖者不得进;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音奔)。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忧也),鲜哉。”

  蔡沈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长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准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皆任用之所当谨者。周公于是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恤者鲜矣。’言五等官职之美,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常伯、常任、准人即下文所谓三事、三宅,诚周官之别名也。牧民之长曰常伯,所谓“宅乃牧”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谓“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礼、典乐百揆之官乎?守法之有司曰准人,准之云者,掌法之官,刑罚当如准之平,即所谓“宅乃准”也,又非虞廷士师之职乎?缀衣者掌王之服器,居则张设者焉;虎贲者执王之器械,行则防护者焉。是常伯、常任、准人三者国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缀衣、虎贲二者王之亲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吕祖谦谓:“职重者有安危之寄,职亲者有习染之移,其系天下之本一也。职有大小而经纶、康济、薰陶、涵养赖焉,知其美而加之忧,庶不以非人处之矣。”林之奇亦谓:“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进见有时。虎贲、缀衣之类则朝夕与王处,最亲且密,苟非其人则主德内蔽,大臣虽贤何所施其力哉(缀衣即今内司设尚衣等监之职,虎贲即今锦衣卫之职)?”吁!有大臣理国之政,有亲臣在君之侧,二者皆得其人,则君之左右所闻、所见者无非正理,国之任用所施所行者无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岂有不治哉!

  《礼记王制》:凡官民材(谓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必先论之(论谓考评其行艺之详也),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此古者官人之法。夫民莫不有材也,顾上用之何如耳。然民生草泽中,林林总总之多,苟非在上者有以评论之于先,又何以知其材而用之哉?后世一惟资格用人,稽考簿书岁月次序,无复先王论辨之意,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治效不古若也。

  《缁衣》: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私相亲也)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孔颖达曰:“大臣离贰不与上亲,政教烦苛,百姓不宁,是臣不忠于君、君不敬于臣所以致然,由君与臣富贵已过极也。大臣不肯为君理治职事,由迩臣与上相亲比也。君无与小臣而谋大臣之事,无以远臣共言近臣之事,无以内臣共谋外臣之事,所以然者,恐各为朋党彼此交争,转相陷害,故不图谋。若能如此,则内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于君也,近臣不为人所非毁,远臣不被障蔽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国之大患也。盖大臣之任,国之安危系焉。用之斯信之可也,居其任而不亲信之,则下之人知其不为上所亲信也,是以令之而不从,制之而不服,此百姓所以不宁也。所以然者,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之贵之,至于太过焉耳。君以富贵豢其臣,臣以富贵豢其身,为下者不知尽忠以启上之敬,为上者不复致敬以来下之忠,两相乖贰不相亲信,如此,则大臣不得治其事,嬖宠之小臣相与亲比,而大臣之柄反为所移夺矣。是故人君于大臣必加敬焉,而不可轻以其系国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为仪表者也;于迩臣必致慎焉,而不可忽以其系君之好恶而民之所由以为道路者也。敬之则大臣得以治其事,慎之则迩臣不至于相比昵矣。不以小臣谋大臣,则大臣不至于怨乎;不以不使远臣间近臣,则近臣不至于疾视其上。不使左右宠幸之臣图谋四方宣力之士,则远臣之贤不为近臣所壅蔽矣。先儒谓小谋大、远言近、内图外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臣窃以谓,远言近者百一二,小谋大者什三四,内图外者什八九,人君任人之际诚能亲信大臣而敬之,审择迩臣而慎之,则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为人所蔽矣。呜呼,可不念哉!

  以上论总论任官之道△定职官之品《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朱熹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盖百揆者所以统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统十二牧也。”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统宗会元于国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总治于上,臣分治于下,然后事有统纪,民有依归,而天下平定焉。然君一人而已,所统之地非一所也,所治之民非一人也,所行之事非一类也,必欲事理民安而无一处不到焉,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自唐虞之世已设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内焉有九官而总之于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总之于四岳。舜之咨命,其于九官人各为之辞,随其职而致其戒勉之意,其于十二牧也则人共为一辞,其所分牧虽有不同而所以命之为民之意则无不同也。大抵天立君以为之子,君立官以为之臣,无非为乎斯民而已。盖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独理而寄之臣,则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治者天之事也。帝舜于受终告摄之后首询四岳,次咨十有二牧,然后及于百揆、九官者,岂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间百官庶务,何者而非为民者乎?帝既分命之,又总告之,而要其终于“钦哉,惟时亮天功”之一语,以见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朝内设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虽不同而所理之事则一,地虽有异而分牧之意则同,其所以立制度、明纪纲,真可以为万世法者也。

  《商书说命》: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顺也)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天子也)君公(诸侯也),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治也)民。”

  蔡沈曰:“明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立天子、诸侯,承以大夫师长,制为君臣上下之礼,以尊临卑、以下奉上,非为一人逸豫之计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熊禾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至哉,斯言千万世为人君者之龟鉴也。桀惟不知此而汤有鸣条之师,纣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会。师旷言于晋侯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也)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为人君者闻此言可以悚然惧矣。”

  臣按:天立乎君,君奉乎天,天固非以一人之故而立其人以为君,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之为诸侯、大夫、师长。人君则当奉顺天道,人臣则当承顺君命。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生民。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而不肆虐于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奉;人臣知君之命为生民,设我以为诸侯、大夫、师长则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毒于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用。君则奉乎天而顺之,臣则承乎君而行之,则生民无不得其所者矣。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明王所以顺天道、定职官以为民者大意盖如此。世之为君臣者,恶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总治于内,州牧、侯伯总治于外,内外相承,体统不紊,故庶政惟和而万国咸安。夏商之时世变事繁,观其会通,制其繁简,官数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是即上文所谓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盖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则一人可以兼数人之事,不得其人虽丛数人不如得一人也。此唐虞之官惟百而治,继而夏商倍之为二百亦克用治,用是以保邦,用是以制治,所以上下相承、内外相维而永无危乱之患也欤。(以上总论设官)

  《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周礼》:少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亲疏。

  陈傅良曰:“《尧典》言九族而《周礼》言三族,三族父、子、孙也,九族高祖至玄孙也。三族举其本,九族极其末,举三族则九族见矣。”

  臣按:施仁之序亲亲而后仁民,为治之道齐家而后治国,故史臣纪尧之典,于治效被格之后即继之以明德亲族之言,盖以出治之本在此也。当时虽未设官,观其叙亲睦九族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之前,则其立言之序轻重可见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别掌于少宗伯之官,后世因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殊失帝尧睦亲之道。我圣祖超然远见,特立宗人府于六部之上,其秩一品,专以皇亲掌之,可谓得帝尧亲族之深意而足以为万世法矣。

  汉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臣按:班固《汉书表》:“宗正,秦官,掌亲属。”盖汉因秦制而设之也。(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

  贾谊曰:“保者,保其身体。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

  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国曰:“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冢宰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进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也。周公为师。”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也。所以然者,三公与王坐而论道,故难其人;而冢宰总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处也。”吕祖谦曰:“案《顾命》,太保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别有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卫侯为司寇,则周时三公兼六卿。三公无职,六卿则有职者也;三公论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于一原也。”

  陈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则加其公之职位,无其人则止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无其人则阙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备,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职,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见于此。昔大舜命伯禹总百揆,高宗爰立傅说作相,则成周之世未闻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欤。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书省,仿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职间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呜呼!是职也未易称也,必其人果能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然后可以当三公之寄,果能贰公弘化、寅亮天地然后可以当三孤之任,不然宁阙毋备可也。(以上公、孤)

  冢(大也)宰(治也)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长,是为冢宰。内统百官,外均四海,盖天子之相也。百官异职,管摄使归于一,是之谓统;四海异,宜调剂使得其平,是之谓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书之职。

  司徒(徒者众也,主民众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驯也)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国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驯扰兆民之不顺者而使之顺也。”

  臣按:司徒今户部尚书之职,但周时所掌者教化,后世则专理户口、财赋之事焉。呜呼!唐虞三代之时其民淳朴,其于天理民彝无甚相悖焉者,犹且设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条以驯扰夫亿兆之民。后世风气日漓,民心不古,顾无有大臣以专掌教事,所以禁之者仅见于刑官弼教之设,此亦可以观世变矣。

  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礼,治天神、地祗、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于四时之序为长,故其官谓之宗伯。成周合乐于礼,官谓之和者,盖以乐而言也。”

  臣按:宗伯今礼部尚书之职。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蔡沈曰:“夏官卿主戎马之事,掌国征伐,统御六军,奔驰邦国。平谓强不得陵弱、众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臣按:司马今兵部尚书之职。夫国之大事在戎,宋以枢密院专掌兵政,与中书省并谓之“两府”。今制设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征伐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彼此相维,内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者也。

  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贼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诘奸慝,刑强暴作乱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臣按:司寇今刑部尚书之职。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

  蔡沈曰:“冬官卿主国空土以居士、农、工、商四民,顺天时以兴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书之职。但周时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后世则专理营造工作之事焉。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吕祖谦曰:“六卿者万事之纲也,为天下者始于立纲纪,故一曰邦治;纲纪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则必有节文之者,故三曰邦礼;教立礼行而犹有干纪乱常者焉,则将帅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陈之原野,降此则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迁善远罪然后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终焉。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为治体统,上下相统,内外交应,本末具举,丝牵绳联,无一节不相关处。天下虽广会,头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统百官,则司徒以下无非冢宰之所统,乃均列一职而并数之为六卿,何也?纲固在网之中,而首亦岂处乎身之外哉?乾坤之与六子并列于八方也,冢宰之与五卿并居于六职也,一也。”

  蔡沈曰:“六卿分职,各率其属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内达之于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众莫不阜厚而化成也。”

  臣按:《周礼》每卿六十属,六卿三百六十属。六卿所分之属在唐分为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选、验封、稽勋、考功;户部十二司则分隶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简,带领直隶府州,每一司内仍各分为民、度、金、仓四科;礼部四司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刑部十三司如户部之制,仍各分为宪、比、司门、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则营缮、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职,而统于尚书、侍郎。吏部所掌则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户部所掌则天下人民田土、户口、钱粮之政令,礼部则掌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之政令,兵部则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戎马之政令,刑部则掌天下刑名、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工部则掌百工、山泽之政令。六部统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务,如网之有纲,如丝之有纪,上下相承,巨细毕举,其官属虽无三百六十之多,其间脉络相通,体统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遗意,自有《周礼》以来二千余年仅见行于今日者也。臣伏睹《皇明祖训》有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呜呼!此我圣祖高见远虑,超出百王之上,是诚有合于成周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则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与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两府执政之官也。虽无宰执之名,实理宰执之事,但其事一总于朝廷而不颛颛任于一人,是以百年以来,朝廷无纷更之弊,臣宰无专擅之祸,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说者犹云政权必有所在,不有所统必有所归,其中不无旁落下移之处、潜持默运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是以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选文学之臣七人者,俾居内阁专掌制诏,凡国家大典礼、大政令、大事几皆得以预闻谟谋,既定然后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实,自是以为故事余七千年于兹矣。夫不予之以名则下无作福作威之具,予之以实则上赖询谋咨访之益,其处置之善、防虑之深,汉、唐以来所未有者也。(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龙,朕堲(疾也)谗说殄(绝也)行(谓伤绝善人之事也),震惊朕师(众也,其言不正骇众听也)。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朱熹曰:“纳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出,则谗说不得行而矫伪无所托矣;敷奏、复(奏事也)逆(受下奏也)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入,则邪僻无自进而功绪有所稽矣。周之内史、汉之尚书、魏晋以来所谓中书门下者,皆此职也。”

  臣按:纳言今通政司之职。我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为通政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门下省皆其职也。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无壅遏之患,其审命令以正有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呜呼,后世人臣有居此职者服膺圣祖此训,则非惟其职任之修举,而于辅成国家太平之治实亦有赖焉。(以上通政司)

  《尧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钦(敬也)若(顺也)昊(广大之意)天,历(纪数之书)象(观天之器)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耕作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关者)。

  《周礼》:冯相氏(冯,乘也。相,视也。言登台以视天文也)掌十有二岁(岁星所在十有二次)、十有二月(谓斗柄所建)、十有二辰(谓日、月所会)、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二十有八星之位(星即宿也),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保章氏(保,守也。章,文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谓灾祥、祸福之迁动者),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犹界也),封域皆有分星(如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之类),以观妖祥。

  臣按:唐尧之羲、和,成周之冯相、保章,即今钦天监之职。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术未详,天道幽远,非有神圣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尧命官以羲、和为第一义,自是以后,纪数之书则有一定之历,观天之器则有一定之制,故成周冯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专其业,不过春官宗伯一属吏而处于群僚之中,而其所以命之之始亦不复有如尧之钦敬也已。虽然,尧之所以钦顺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时也,不徒总命之于朝廷,而又分命之于四方。盖象以正历,历以定时,无非以为民而已。成周之制则专主于天而不及于民,此尧、舜所以为万世法欤。近代制历观象之官,往往以司天为名。噫,巍巍乎惟天为大,在人君者日当敬而顺之,夫岂一事一物之职而臣下可司之乎?我圣祖改前代司天台为钦天监,得帝尧钦若之心于数千载之上,其敬天勤民之心可以为万世帝王法。虽然,钦之一言非但人君所当尽,而任职之臣尤不可不尽也。《夏书》曰:“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谨者恐惧修省以消变异也,常宪者奉法修职以供乃事也。为人君者固当谨天戒于上,然非莅职之臣奉法修职以供其事,则天戒之垂,人君容有不尽知者矣。故先王尤严于畔官离次,俶扰天纪之诛。夫谓之天纪者,岁、日、月、星辰历数也,历数之法,久则不能无差,我朝之历承元之旧,今用之百年余矣,天道参差不齐,久则有变,所以厘正之而使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政有在于今日。(以上钦天监)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饭也)饮(酒浆)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以养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禄寺官之职。膳夫食官之长,自膳夫以下庖人、内饔、外饔、亨(烹同)人等官皆以士为之属于冢宰。秦时为大官令,汉始有光禄勋,然乃持戟宿卫之官,以之司膳羞始于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禄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饔之任;曰珍羞,即《周官》笾人之职;曰良酝,《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夫人君一身为天地民物之主,宗庙社稷之所关,是尤不可以无所养,要必内养其德、外养其体可也。膳夫所掌食饮膳羞之类,虽以养君之体,而君之德亦于是乎系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时,苟肥甘鲜美之是耽而贪冒沈酣之弗职,则所掌之人为有罪矣。晋平公之宰夫责司聪、司明之罪,其以此欤。虽然,是职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膳与其荐羞而已,凡祭祀之牲体荐俎、宾客饔餐飨食皆在所司,虽曰饮食口腹之奉,而皆大有关系焉。屈到以荐芰致讥,陈平以恶具反间,专诸以匕首进食生祸乱,是皆由于饮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以上光禄寺)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五毒也)药(五药也)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轻曰疾,重曰病)、疕疡者(头疮曰疕,身疮曰疡),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疾医掌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以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稻、麦、黍、稷、豆)、五药(草、木、虫、石、谷)养其病,以五气(心、肝、脾、肺、肾所藏之气)、五声(五脏所发之声)、五色(五脏所发之色)、氐(视也)其死生。

  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

  臣按:《周礼》医师即今太医院之职,疾医今所谓内科也,疡医今所谓外科也。医之说见于经典,始于《商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之一语。盖药所以攻病,故医师所掌之政令、所聚之药以毒为先,而疡医所疗五毒之攻亦在五气之养之前,其意可见矣。夫治病用药而用其毒,如人之驭恶人、控猛兽,非善于驾驭制伏者往往反受其害,苟非有传授之素、讲贯之功,一旦而付之斯人死生之命,不至于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而夭阏人生也者几希。今世之业医者挟技以诊疗者则有之矣,求其从师以讲习者何鲜也。我祖宗内设太医院,外设府、州、县医学,医而以学为名,盖欲聚其人以教学,既成功而试之,然后授以一方卫生之任,由是进之以为国医,其嘉惠天下臣民也至矣。臣愿究成周所以谓之医师、国朝所以立为医学之故,精择使判以上官,聚天下习医者俾其教之养之,读轩、岐之书,研张、孙之技,试之通而后授之职,因其长而专其业,稽其事以制其禄,则天下之人皆无夭阏之患而跻仁寿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以上太医院)

  以上论定职官之品。臣按:国朝设官不止于六部、通政司、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也,而以定职官之品不及五军都督府(见本条司马下及“严武备”类“本兵之柄”条)、都察院(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大理寺(见“慎刑宪”类“设典狱之官”条)、太常寺(见“秩祭祀”类)、翰林院中书舍人(见本类“简侍从之臣”条)、六科(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国子监(见“崇教化”类“设学校以立教”条)、太仆寺(见“严武备”类“牧马之政”条)、禁卫(见“严武备”类“宫卫之禁”条)、京尹监司、府州县(见“固邦本”类“择民之长”条)者,各从其类也。

卷六

  ▲颁爵禄之制

  《周书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沈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时已别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观《虞书》所谓“辑五瑞,修五玉”,解者谓瑞玉为五等诸侯所执之圭、璧可见矣。

  《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

  《春官》:内史掌王之八枋(枋与柄同)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

  《夏官》:司士以德诏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诏禄(有功者告于王而禄之),以能诏事(有才能者告于王,俾以治事),以久奠食(食饩廪也,以任事之久而定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禄,禄也。爵以贵之,臣非得君之爵则无以为荣;禄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禄则无以为养。是爵禄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报功而使之尽心任力、砺世磨钝而使之趋事赴功者也。其柄必出于上,非人臣所得专也。故《周礼天官》之大宰、内史,《夏官》之司士,其于爵禄惟以诏告于王而已,非敢自专其柄也,以此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专擅。后世乃有非所攸司而手握王爵、口衔天语者,安得不罹凶国害家之祸哉?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熹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于天下,六等施于国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因大国以姓名通,谓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比也)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不言中、下士,视附庸也)。大国地方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君十(十倍之也)卿禄,卿禄四(四倍之也)大夫(次国卿禄三大夫,小国二大夫),大夫倍(倍,一倍也)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小国皆同)。”

  朱熹曰:“此班禄之制也。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农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则但受禄于官,如田之入而已也。”

  臣按:孟子言班爵禄之制与《周礼》《王制》不同。《周礼》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则通天子而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则通天子言,而以子、男同一位而为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则兼君言而通以为六等,与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禄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详不可得闻”矣,此盖其略尔。先儒亦谓其“不可考,阙之可也”。臣姑载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与二书不同者,以见成周所颁爵禄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以上爵禄之制)

  《洪范》:凡厥正人,既富(禄之也)方谷(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后可责其为善。廪禄不继,衣食不给,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则是人将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后责其善者,圣人设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汉张敞、萧望之言于其君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案身为廉,其势不能。”宋夏竦亦曰:“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几《洪范》之意欤。

  《王制》曰:夫圭田无征。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朱熹曰:“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洁也,所以奉祭祀也。”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优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职田盖其遗意也。

  汉宣帝诏天下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食一石则益五斗)。”

  光武诏增百官俸,十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

  臣按:此二诏皆推《洪范》“既富方谷”之意。益官之俸而于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谓善推古人之意而广之矣。宣帝所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尤为确论,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知也。

  宋太祖诏曰:“吏员冗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而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州县宜以口数为率,差减其员,旧俸外增给五千。”

  臣按:宋太祖所谓“与其冗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此古今之至论也,臣敢举以为今日献。

  以上论颁爵禄之制

  ▲敬大臣之礼

  《周易》:晋(坤下离上),康侯(安国之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程颐曰:“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顺丽,为能待下宠遇亲密之义,是以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国之侯也,故谓之‘康侯’。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诸侯之象也。”

  朱熹曰:“晋,进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

  臣按:侯而谓之康者,以其有康民安国之功而得为侯者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顺附而奉承之而有康民安国之功,是以人君必锡之以宠数,车马至于众多,接之以亲礼,昼日至于三接。在外之侯且然,则内之公卿可知也。后世人主于在外之诸侯,旷世不一再见;于内之公卿,或五日一朝,或间日视朝,其勤者虽一日一朝,然惟应故事而已。颜面之不亲,情意之不孚,况望其昼日之间三接乎?夫惟接见之频,然后其情可以通,其言可以入,势分不至于悬隔,而上下无壅蔽之患、内外无废坠之事也。有志任贤求治之主,尚念之哉。

  《虞书》: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孔颖达曰:“邻,近也。君臣道近,相须而成。”

  臣按:先儒谓臣以分言,邻以情言,君臣之间一于分则离、一于情则亵,故帝舜于大禹既欲其尽臣道以亲助于我,曰“臣哉邻哉”,又欲其亲助我以尽臣道,曰“邻哉臣哉”,反复咏叹之不置。舜叹而言之,禹俞而然之,君臣之际其交相亲近有如此者。后世人君之于臣下,不过于严则过于渎,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而治功之成恒不若于古欤!

  帝庸(用也)作歌(诗歌)曰:“敕(戒敕)天之命,惟时(无时而不戒敕)惟几(几事之微也,无事而不戒敕)。”乃歌曰:“股肱(臣也)喜哉,元首(君也)起(兴也)哉,百工熙(广也)哉。”皋陶拜手稽首飏(大言而疾曰飏)言曰:“念哉,率(总率)作兴事,慎乃宪(谨其所守之法),钦哉。屡(数也)省乃成,钦哉。”乃赓(续也)载(成也)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安也)哉。”又歌曰:“元首丛脞(烦碎)哉,股肱惰(懈怠)哉,万事堕(倾圮)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蔡沈曰:“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皋陶将欲赓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责难于臣,皋陶赓歌而责难于君,君臣之相责难者如此,有虞之治兹所以为不可及也。”

  臣按:虞廷君臣相与赓歌,以元首、股肱为言,以见君臣一体之意。君之歌则先股肱,臣之歌则先元首,于咏歌欢乐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当是时也,一堂之间、君臣之际;臣敬君则拜稽以飏其言,君敬臣则致拜以俞其语,君臣一心,上下忘势,此虞廷之君臣所以为万世法,而其治效所以为不可及欤。

  《诗大雅卷阿》其首章曰:有卷(曲也)者阿(阿,大陵也),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指成王也,下放此),来游来歌,以矢(陈也)其音。次章曰:伴涣尔游矣,优游尔休矣(伴涣、优游皆闲暇之意)。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酋,终也)。

  朱熹曰:“此诗召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首一章总叙以发端,次章言王既伴涣优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尔终其寿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终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天下之可乐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时,而可虑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时。曷为其可乐而又可虑也?盖泰和盛治之时,以三光则得其明,以四时则得其序,以庶类则得其所,是诚可乐也,然治极而不戒则乱亦于此乎兆。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谓治可保其常不乱乎?此其所可虑也。夫惟虑之于极治之时,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赓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第三章曰:尔土宇反章(反章,大明也),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谓终其身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第四章曰: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茀、禄皆福也)。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则纯大之福,常享而不失矣)。

  臣按:此二章朱熹所谓极言寿考、福禄之盛,以广王心而歆动之者也。宋儒有言,汉文之时贾谊为之痛哭流涕,如祸患之迫乎其后,谊之忧国诚深矣。然其言太过而无优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观天下之势不至于此则一不之信,然后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由是以观,则知人臣之告君,惧之以祸患,不如歆之以福寿可知矣。虽然,此为人臣告君者言尔,若夫人君畏天命而悲人穷者,固当求贤慕祖以迓福寿于方来,尤当戒谨恐惧以消祸患于将萌,二者不可偏废也。

  第五章曰:有冯(谓可为依者)有翼(谓可为辅者),有孝(谓能事亲者)有德(谓得于己者),以引(导也)以翼(相也)。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上传人 欢乐鱼 分享于 2017-12-21 18:17:41